每次坐所謂的“無人售票”公交車，總是可以赫然看到一塊醒目的紅色告示：“駕駛員接觸錢幣即是盜竊，歡迎舉報。”這告示一刻不離地緊靠著駕駛員，似乎在震懾駕駛員的同時，還可以起到提醒乘客加強戒備的作用。面對那個刺目的告示投幣，一開始我總有些不太自然，但似乎所有的駕駛員都毫不在意、安之若素，好像那個告示壓根兒就和自己沒關系似的。聯(lián)想到現(xiàn)在隨便一個什么站柜臺、端盤子的崗位都有無數(shù)個大學畢業(yè)生在瘋狂爭搶，我這才明白，在生存危機尚沒有解除的情況下，人們是來不及考慮尊重、人格這類“無聊”問題的。

　　“我愛我的老板”恐怕是言不由衷！

　　筆者就曾經(jīng)在不同的場合聽到領導們聲色俱厲地威脅：你們誰不愛干都可以，我們現(xiàn)在要進個大學生（研究生、博士生）根本不是什么難事！其言下之意是單位養(yǎng)著你們，你們居然還不感恩戴德，誰走我都不稀罕。殊不知，一個單位最不缺的恰恰就是領導，不知道他為什么單單沒想到這點。

　　一本名為《沒有任何借口》的所謂勵志讀物，據(jù)說近來很得老板和領導的青睞，即使從來不肯為員工“充電”花上一分錢的單位，也破天荒掏錢給員工人手一本。是這書介紹了先進的科技知識，還是傳遞了最新的經(jīng)營理念？可惜都不是。這書說穿了就是培養(yǎng)新時代職場奴隸的洗腦用具：它教導員工，是老板給你工資養(yǎng)活了你，因此你要“心懷感激”，滿足老板的一切要求，不要為自己找任何借口！可想而知，這書自然被老板們熱烈歡迎。話說到這個份上，可謂徹頭徹尾的奴化理論。而中國的一些頭頭腦腦歷來善于推廣對自己有利的理論，還美其名曰“拿來主義”，這下他們不但可以名正言順地要求員工逆來順受，還可以“攻心為上”，達到讓人心悅誠服的最佳效果。一些暴發(fā)戶式的企業(yè)家就要求手下員工每天早晚排隊喊口號，主要內(nèi)容就是“感謝”和“效忠”某某老總。而且連所謂的“中國××村”的紅色樣板區(qū)，也在大搞這類把戲，將每一次福利發(fā)放都和“感恩”結合起來。

　　職場“奴隸主義”和“感恩教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結果，就是矮化人的職業(yè)自尊，甚至讓人始終處于受惠于人的惶恐之中。我一個剛剛畢業(yè)的學生說她現(xiàn)在連做夢都是被炒魷魚的場面。確實，費盡心力好不容易才獲得一個飯碗，天天面對的卻是老板著臉的“老板”和總是在裁員的“總裁”，她難免會如此誠惶誠恐。前些年媒體大炒特炒韓國女老板逼中國工人下跪，不少人聲色俱厲地指責那些下跪的人“丟了國格”。其實這是典型的站著說話不腰疼。對那些不幸的打工者來說，一是有遠遠大于生命尊嚴的生存壓力，二是有長期以來的職場奴隸主義傳統(tǒng)，人的膝蓋彎下去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難的事情。而且，即使是端著所謂“鐵飯碗”、“金飯碗”的人，又有幾個敢說他的舌頭和思想就沒有下跪過？

　　流行于我們職場的“感恩教育”事實上是一種“單邊主義”，它在教育員工“感恩”時，卻忽略了對老板、上司的教育：屬下的合作才是你成績、政績和收益的來源。“感恩”的不對等，造成的恰恰是心理上的利益對峙。現(xiàn)代企業(yè)和現(xiàn)代管理的基本原則是，沒有獨勝，只有多贏。據(jù)說索尼公司對每一個新進入的員工都要講述一個傳統(tǒng)故事：在公司艱難創(chuàng)業(yè)時期，一個美國大買主曾經(jīng)要負責美洲業(yè)務的盛田昭夫分別報訂購5千、1萬、3萬、5萬和10萬臺收音機的單價。

　　一般說來，總是訂貨越多單價越低，但盛田昭夫經(jīng)過慎重計算之后，卻報了一個U形的奇怪單價：5000臺是常規(guī)價，1萬臺要給折扣，3萬臺價格開始上升，5萬臺的單價居然高于5000臺，10萬臺的單價最高。所有的人都大惑不解。盛田昭夫解釋說，要是我們簽了10萬臺的合同，就得建新的工廠、購進設備和招聘工人；如果第二年簽不到續(xù)訂合同，公司就會陷入困境。他鄭重地聲明：“在日本，我們不能按訂貨的上升和下降來聘請員工和解聘員工。我們對員工負有長期的義務，員工對我們也是這樣。”索尼的員工一開始接受的不是“感恩教育”，而是“責任教育”，尤為重要的是，人家的“責任教育”是對等的。身處這樣的企業(yè)文化之中，員工們首先想到的不是解聘的危機，而是基于被認同、被尊重而產(chǎn)生的驕傲、自豪和承擔義務的慷慨。

　　讀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清楚地認識到，就職場環(huán)境而論，盛行“奴隸主義”和“感恩教育”的我們，離現(xiàn)代社會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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