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就深圳寶安區福永鎮新日東電工廠因對員工使用化學藥品“正己烷”防護不力、導致26名女工集體中毒200多名員工存在中毒隱患這一事件涉及的有關法律問題，采訪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起草者之一、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黎建飛博士（以下簡稱黎），黎教授從法律對“新日東”要不要遵守中國的勞動法、能否對檢查未中毒者“炒魷魚”、是否應負責中毒者的治療費用、是否應負責賠償，以及勞動者特別是女工應如何運用法律和運用哪些法律來保護自己等等問題作了回答。
記者：“新日東”是一家日資企業，中國的勞動法在對待中外勞資關系上有特殊規定嗎？廠方會不會鉆中國法律的空子？
黎：在中國的這塊土地下，所有企業都必須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這是國家主權問題。據我所知，我們國家的勞動法保護標準并不比其他國家高。我想“新日東”是不會援引其他國家法律來處理這件事。
記者：“新日東”曾對女工說“檢查未中毒就炒魷魚”，以此逃避對女工職業病應負的責任，這是否觸犯了勞動法？
黎：體檢不出問題，單位不給予保護，這當然是不允許的。國家有規定，一般工種一年一體檢，這種有毒有害工種的體檢間隔時間更短，應該是半年左右。另外，職業性中毒，在治療過程中是不能解除勞動合同的。體檢沒病就要解除合同，這樣的說法是違背法律的。其實，現在國家對這方面的監督還是很強的，但是，由于打工者在這方面的自我保護意識不足，不斷發生這樣的悲劇。
曾有這樣的案例，廠方明知工作中工人接觸的物品存在大量有害物質，但它在人體內的潛伏期較長。于是廠方在女工工作三年后把她們辭掉了，重新聘人。她們在離開這個工作不久后就病倒了，對打工者造成很大損失。現在我國和國際上也都規定，如果因為這種情況患病，工人離開廠方后，也可以回去找廠方進行賠償，因為它屬于工傷和職業病。如果起訴立案，也不存在訴訟時效問題，即使幾十年后再來找，也是應該賠償的。現實情況是，這些女工回到家里得病后，也不知道病因是什么。有的獨自承擔這個后果，有的根本承擔不起，這樣給女工造成很大傷害。 記者：這種大面積的傷害，對社會的影響如何？ 黎：像這種大面積的職業傷害，已經不是勞動者的個人問題了，而是一個社會問題。如果一個老板開除一批職工，將對社會造成一定危害。更多的出現這種現象，將產生更嚴重的后果，最后還得由社會來承擔這個負擔。
記者：現在，有的女工病情甚至嚴重到無法繼續打工。勞動仲裁部門應該怎么處理？
黎：如果這個病能確定是屬于工作當中得的，屬于化學藥品中毒，或者空氣當中有毒有害物品超標所致，醫療費應該由廠家全部承擔，這是沒有任何爭議的。接下來女工可以提起訴訟，要求賠償損失。“新日東”這樣的事件可以由區勞動部門集體訴訟。通過鑒定，如果屬于職業病，就按照職業病來處理，造成多大損失，就賠償多少，還應讓女工們調離這個部門，這個工種等等。 如果后果更嚴重，就要考慮她一生的生活。經過鑒定，如果工作能力全部喪失，就應該從女工現在開始一直到退休這個階段都要賠償。退休后屬于社會保險支出，可以另行考慮，但要使這個女工在55歲以后能夠獲得社會正常保險。記者：我國保護女工權益的勞動法規還有哪些？黎：女工保護這方面問題較復雜，法規也相應要多一些。除了適合任何勞動者的法規規定外，對女工還有很多的單行法規進行保護，如：《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女職工禁忌勞動范圍的規定》、《體力勞動強度分級》等。記者：您怎么看現在打工仔勞動權益受侵害時有發生的現象？黎：現在長期使用一個“打工仔”的概念，這個概念是不合適的。都是勞動者，無論是城市來的，還是農村來的，他們有同樣的勞動權利，同樣平等的受法律保護。但是由于工作環境與鄉下家里的環境不一樣，法制教育的落后，使他們缺乏保護自己的法律意識。即使有維權的愿望，也不知道如何來保護自己，因而往往不能及時站出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記者： 1995年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是否適應目前社會的變化？
黎：我們的勞動保護規定還是比較完善的，只是沒有很好地去運用它。對勞動者的保護，尤其是對女工的保護，當地勞動部門可以監督。工傷，即使是由勞動者個人原因造成的，都應該由企業負責。在工作當中要體現對勞動者的保護。
總而言之，“新日東”的工作環境、空氣、噪音、通道等方面存在安全衛生問題，都不符合規定。造成這么嚴重的后果，當地勞動仲裁部門應該督促廠方拿出賠償方案和解決辦法。已經工作的女工，還沒發病的怎么辦？已經工作已經發病的怎么辦？將要去那里工作的，又應該怎么保護？這些問題必須馬上解決，否則這個工廠就不應該再開下去。
職場貼士：絕不要給自己一個理由，說服自己把工作交給下一個小時。永遠以“現在”這兩個字來想問題，把“明天”、“后天”、“下星期”想成遙遠的下個世紀好了，做個“我現在就要開始工作”的人，哪怕只是拿起電話，和客戶說說你剛才想到的那個創意，讓他覺得你是一個主動的熱情的服務者。工作在此時此刻，是讓我們保持戰斗欲望的行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