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黃金周”出游歸來，一見面就大發牢騷：“這哪里是游玩啊？我在所有的景點都是看人！人家外國實行帶薪休假，自由自在，多好！”

　　事實上，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在家度過“十一”長假。今年9月，由《數據》雜志和北京市社情民意調查中心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實行“黃金周”休假制的第7個年頭，78.1%的北京人選擇待在家里。主要原因就是，節日期間旅游的人太多，各處景點擁擠，不能達到放松身心的效果。

　　“我們也有帶薪休假的法律規定”，筆者的這個回答令友人十分驚訝。“我怎么從來沒聽說過？”他反問。

　　我國《勞動法》第45條規定：“國家實行帶薪年休假制度。勞動者連續工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帶薪年休假。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只不過，在一些單位，這條規定從來沒有被認真地執行過。

　　這里引申出一個問題，如果一部法律被立法者制定出來，而且確實保障了公民的基本福利，但在一些地方、一些單位實際上不能得到實施，那么，這樣的立法還有多大的意義？法律的權威性又何在？

　　說白了，法律文本不過是印刷了一些文字的紙，但是，為什么這樣的紙同其他印刷品不一樣？它可以令罪犯顫栗，可以讓奸商膽怯，可以使愚昧消除，甚至能推動經濟騰飛、促進國際和平。這一切，都源自法律的權威性———這一法律的天然屬性。

　　然而，在一些地方的立法活動中，權威掃地的法律法規并不罕見。如某地近日出臺的《未成年人保護條例》中規定：任何經營場所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煙酒。但是，當地一家青少年事務中心進行的調查報告顯示，74%的被調查者認為該規定不會有效，他們說：“《條例》沒有規定買煙酒者要出示身份證，沒有相應的監督措施。商家利益至上，不賣會吃虧。”在筆者看來，這種缺乏操作性的立法，只會給司法者和執法者平添混亂和困難，令法律的權威和顏面喪盡。

　　除了上述立法技術低劣的情形之外，還有一種“口號式立法”，或稱作“宣言式立法”，也是妨礙法律權威性的反面教材。即通過制定一部法律，迅速彰顯立法者的鮮明態度，如：我們要為農民工維權了，就立刻制定一部維護農民工權益的法規。而且，由于來自外界的壓力，“口號式立法”一般在時間上具有緊迫性，立法者無暇仔細斟酌細枝末節，法律條文只能因陋就簡，通常只有寥寥數十條。可以想見，這樣粗制濫造出來的法律，它的權威性到底要打幾折？

　　而令筆者友人詫異的“我們也有帶薪休假的法律規定”，則屬于法律沒有罰則的情形。即：法律規定公民有某項權利，但是，如果這種權利得不到實現，卻沒有對違法者的懲罰條款。這一現象的后果是，印在紙上的法律文本，由于不能實施，同一張白紙沒有什么區別。法律的權威由此遭受到最大的傷害。

　　就帶薪休假這個具體的事情而言，筆者建議，應按照《勞動法》第45條的規定，由國務院制定具體的關于帶薪休假的行政法規，并且明文規定：機關、企事業單位不執行帶薪休假制度的，勞動人事主管部門對該單位責任人給予行政處分，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對違法企業給予行政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