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一輪輪“幸福”熱潮的雖然是幾個不同的研究機構發布的研究報告，但引起人們的思考卻是一致的———我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700美元，國人對生活品質的追求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政府在從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務型政府的轉變中，怎樣滿足財富增加后人們不斷變化的幸福感？

　　來自官方的數據顯示，中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也從2000年的39.4%，下降至2004年的37.7%。這一系數雖然與發達國家30%以下的水平相比仍有距離，但專家在比較后指出，目前中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水平達到了啟動以居民住房消費和交通、通訊消費為標志的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臨界點。

　　上世紀70年代的手表、縫紉機、自行車，80年代的彩電、冰箱、洗衣機，直到近5年，老百姓正進入到一個以教育、購房、買車為主要內容的新“三大件”消費時期，這種變化是否讓人們感到更幸福？

　　2005年年底，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經濟藍皮書《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的分報告《2005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調查報告》稱，在對生活幸福感的調查中，七成城鄉居民感覺生活是幸福的，同樣，也有七成城鄉居民對未來生活持樂觀預期的態度，認為未來生活會“變得很好”或“變得比較好”。

　　但有意思的是，這次調查發現，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財富并非幸福感的決定性因素，個人經濟狀況滿意度、個人職業狀況滿意度、個人社會保障滿意度和養老憂慮是影響居民總體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因素。

　　2006年年初，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也發布了一份與幸福有關的調查，他們的數據表明，一個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與居民對其城市的幸福度沒有顯著的關系。與收入水平和賺錢機會相比，城市的生活節奏、便利程度、人情冷暖、自然環境等軟性因素對城市幸福度的影響更大。

　　其實，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們從對國外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的研究已經證實，當人均GDP達到一定水平后，財富將不再是人們感到幸福的絕對要素。

　　國外的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當GDP和民眾的幸福感之間不再有聯系的話，政府的政策還要僅僅致力于讓GDP處于上升軌跡嗎？

　　2003年，當我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時，學界有這樣的聲音，稱我國面臨兩類轉變：一方面是當人均GDP處于1000美元～3000美元時，我國正處在從一般溫飽社會向全面小康社會過渡的關鍵時期，公共需求逐漸由消費型向發展型升級；而另一方面，我國還面臨著政府職能轉變，逐漸從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務型政府轉變。

　　兩類轉變的交叉點是政府怎樣通過轉變職能滿足老百姓公共需求的升級，專家的另一個說法是，要讓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劉玉文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退休研究員，最近，他寫給國家發改委關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被放到了這個部門的政府上。他說：“要實現小康，首先要解決就業這個頭等大事。只有充分就業，才有收入來源，才有可能去支付衣、食、住、行、娛樂、教育和醫療的費用，才談得到實現小康。同時要提高社會福利保障水平。”

　　或許在劉玉文看來，就業和福利是幸福的基礎，也是他希望政府“十一五”期間做的民心工程。其實“十五”期間，我國在就業、社會保障方面已經有了一些值得圈點的數字，官方的數據是2005年年末，全國城鄉就業人員達到7.6億人左右，比“九五”期末增加了4200萬人。

　　積極的就業政策實施幾年來，在促進就業特別是國企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方面發揮了作用。“十五”期間，有1800萬國企下崗失業人員實現了再就業。

　　盡管專家們認為，民眾的公共需求正在由消費型向發展型升級，但政府部門并沒有停止對提高百姓吃穿住行品質的關注。

　　瘦肉精、吊白塊、農藥殘留……在人們的飲食越來越豐富的今天，在食品生產加工和流通領域中，一些企業受利益驅使，鉆了國家標準缺失的空子，偷工減料、以次充好。

　　最新的國家標準清理結果顯示，我國現有兩萬多項有效國家標準。這些仍處在“更新換代”過程之中的國家標準，好比一把把“技術尺子”，將百姓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不斷向高處“標示”。

　　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正將目光更多地聚焦于如何縮小貧富差距，為更多的普通百姓創造多元化的幸福。

職場貼士：盡管你現在不是老板，但你一定要以老板的心態做事，直到有一天，你也成為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