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視頻遭遇融資寒冬，剛工作半年的大學畢業生王宇哲被解雇了，如今依然在家待業。

中東北非的政局動蕩，讓全世界都更加關注年輕人的就業問題。

9月舉行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1年秋季年會專門增設了討論年輕人就業的圓桌論壇；剛剛閉幕的二十國集團第六次峰會通過了一項《增長與就業行動計劃》，并決定成立一個工作小組專注于促進年輕人就業。

在中國，像王宇哲這樣，因找不到理想工作而待在家里的年輕人并不在少數。年輕人就業面臨著更加錯綜復雜的局面：新增勞動力絕對數量的減少并沒有使找工作變得更加容易，新生代農民工不再滿足于一份僅限于溫飽的工作，而體面工作對于絕大多數大學生來說同樣成為一種奢望。

新生代農民工：結構性矛盾突出

來自四川瀘州、在北京已有十年小時工“工齡“的萬艷紅對自己的女兒曉靈有些無奈。

曉靈剛滿十八歲，去年高考失利后終于結束了“留守兒童”的生活跟著父母來到北京打工，開始在一家小餐館做服務員，每個月工資1300元，曉靈覺得人又累錢又少，干脆就不干了。正好有一家經濟型酒店開業，萬艷紅托關系介紹曉靈進去當了收銀員。

這份工資比餐館的服務員待遇好多了，一周至少可以休息一天，轉正后每月能拿到2000多元，而且還包住宿。“現在的孩子也不知道存錢，每周上班六天賺的錢，休息的那一天就全花光了。”萬艷紅有些無奈地說，她心里并沒有真的責怪曉靈，只是覺得女兒這一代和他們不一樣了。

曉靈所代表的是新生代農民工，這批上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出生的人正在陸續進入勞動力市場，他們身上體現出的與第一代農民工完全不同的特征正在對勞動力市場現有的秩序形成挑戰。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章錚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和老一代農民工有兩點顯著不同，一是老一代農民工是先當農民再當工人，新生代農民工是一出校門就當工人，他們對于土地沒有什么感情。

二是老一代農民工是與還在農村的人比，他們認為打工收入高于在農村的收入就可以了，但新生代農民工是與城里的人比，他們的生活水平要向城市人看齊，他們以一個“準市民”的眼光來挑選工作，看重工作的職業發展前途和待遇水平，要尋找一份能讓他們留在城市中的工作。

萬艷紅說，年輕打工者的工作非常好找，只有工作好壞的差別，但找一份好工作并不容易，現在的年輕人不再是什么活都愿意干了，對工作挑挑揀揀的情況比較嚴重。

“缺工”在中國已經不再是局部的現象，不僅僅出現在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區，即使是在北京街頭，也隨處可見招工啟事，餐飲業服務員的起薪已經從前兩年的一千二三百，漲到了今年的一千八九百。

“缺工”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結構的變化，中國的計劃生育制度降低了人口的出生率，年輕人口的絕對數已經開始下降。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的研究，15~25歲經濟活動人口的數量將從2006年的1.2億降為2020年的6000萬，15年內下降6000萬，年均下降400萬。

勞動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張麗賓則認為，中國當前就業總量的矛盾依然突出，但結構性矛盾也非常顯著，雖然農村年輕剩余勞動力越來越少，但并沒有達到勞動力供給小于需求的程度。只是目前產業結構和用工模式滿足不了新生代農民工的工作需求，企業一方面招不到人，另一方面又留不住人，從而加重了用工短缺的情況。

“新生代農民工不喜歡現在的生產模式，而他期望的工作，他的能力又不能達到，因此就有了就業的問題。”張麗賓對《第一財經日報》說。

大學生：體面就業難

雖然年輕勞動力已經出現了絕對數量上的減少，但這顯然并沒有影響到大學生的數量。近年來大學連年擴招，招生數量從1999年的100萬上升到如今的600多萬。

大學生作為高端的年輕勞動力面臨著比新生代農民工更加尷尬的處境，尤其是一些非名牌大學畢業的學生，體面就業這一基本需求對他們來說也成為一種奢望。

王宇哲2008年畢業于太原一所三本院校，在家待業一年多之后來到北京，一家“國字頭”的賓館招聘大堂經理，她去了之后才發現要從端盤子、打掃衛生做起，看著同一個宿舍的女孩子全是初中沒畢業的，她內心有些絕望，報到之后一天都沒有上班就辭職了。

后來一個親戚托人將她介紹到一家視頻工作，每個月收入和農民工曉靈也差不多，起薪稅前2500元，五險一金扣完就剩下不到2000元，還要自己租房子住，基本上每個月都是入不敷出。但王宇哲覺得這份工作不錯，雖然待遇低，但工作環境好，基本滿足了她想做一個小白領的職業需求。

張麗賓表示，長期以來中國的產業結構能提供的多數是低端的就業崗位，工資待遇都比較低，大學生接受不了這樣的收入和待遇，但目前產業結構并不能為他們提供更多高端的崗位，如果他們不降低身價很難找到工作。

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課題組今年8月的一份名為《經濟發展和就業增長》的研究報告，中國的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存在很大的非一致性，對勞動力具有較強吸納能力的第三產業就業人口比重嚴重偏低，目前30%多的就業比重遠遠低于發達國家70%~80%的比重，也低于發展中國家40%多的比重。這其中一些比較高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往往也符合大學生的擇業條件。

“高速的大學擴招導致勞動力供給結構超越了中國當前經濟發展的水平，產業結構的調整短期內顯然是跟不上這種擴招速度的，現在這個后果要由這一代大學生來承擔。”章錚說，大學生就業難在一些三本院校中體現得更加突出。

積極就業政策轉型

即使對于一部分幸運地能夠找到工作的農民工和大學生來說，他們的就業質量也是堪憂的。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曾湘泉教授的調查，就業不充分和勞動關系不穩定是這部分人群就業的突出特點。

章錚對本報記者表示，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外國進口商為了減少庫存，將發往珠三角的訂單從“長單“(半年或是一年)改為短單(半個月或是一個月)，生產企業為了減少成本沒有訂單時就隨意解雇工人，讓勞動關系更加短期化，破壞了這十幾年農民工外出打工“每年春節后出門，一月份回家”的默契。

針對當前所出現的勞動用工短期化的、靈活化的勢頭，珠三角有技術的農民工自發組織起了臨時的工作隊來“自救”，哪個廠子有活干就去哪個廠加班，全部以計件工資計價，企業主需要支付高于市價50%的人工成本。

“企業主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張麗賓對本報記者說，低端年輕勞動力的短缺已經成為短期內不可逆轉的事實，政府和企業都應有意識地根據新一代農民工的特點來制定相關的扶持政策和管理制度，經濟結構應該升級，同時政府的就業政策也要轉型。

《經濟發展和就業增長》的報告提出，長期以來GDP至上的增長觀，在經濟發展和就業增長的關系上出現了政策目標的偏離，固定資產投資對于就業拉動作用呈現下降的趨勢。

張麗賓表示，應該盡快改變對地方政府唯GDP的考核方式，細化對于就業指標的考核，增加就業質量指標，不僅僅要知道登記失業率，還要看失業者構成、失業時間長短、青年失業率、勞動者素質的提高程度等。

就業質量正在成為政府所關心的問題。張麗賓認為，就業質量指標實際上就是勞動者對于工作的滿意度，其中包括收入、勞動時間、社會保障、心理安全感、工作環境、老板態度、學習培訓和能力提升發展、勞動關系和諧等等指標。

隨著老齡化時代的逼近，中國年輕勞動力已經成為經濟發展最寶貴的人力資源，政府應該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將他們開發利用好。

章錚表示，可以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分類指導，對于高素質的農民工應該加強職業和技術培訓，將他們打造成為白領，才有更好的職業前景；對于那些安于普通崗位的農民工則要增強他們職業的穩定性，從一家工廠換到另一個工廠不要緊，但要讓他們有能夠“干到退休”的安全感，而不是擔心“中年失業”。職場貼士：內心的性別或種族偏見。你或許以為面試官與你志同道合因而大書特書，其實這樣不啻是自掘墳墓，職場里不容許性別和種族歧視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