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21日。
    新東方學校的校長俞敏洪與同事杜子華飽餐了一頓甲魚后，回到位于北京上地小區(qū)的家中。從創(chuàng)辦新東方開始，俞敏洪就經(jīng)歷無數(shù)次內(nèi)外交困的絕境，每走一步他都覺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雖然他每天振臂高呼、灌輸給學生的是“從絕望中尋找希望”的新東方精神，但是他自己也時常絕望到極點。好不容易把新東方這家民營的教育機構(gòu)經(jīng)營得紅火起來，此時距離他離開北大整整7年。
    北京盛夏人行道上的熱氣讓他有點心煩氣躁，鎖好了車，轉(zhuǎn)身進了樓。這棟單元二層與三層的轉(zhuǎn)彎處沒有燈，他爬到那個位置時遇到上面下來的兩個小伙子。這兩個人一前一后跟著他，往他胳膊上就是一針。昏厥、蘇醒、求生、得救，這是俞敏洪第一次遭遇劫匪，也僅僅是他人生中面臨的并非是戲劇、但充滿戲劇意味的諸多關(guān)鍵時刻之一。
    據(jù)后來搶救他的醫(yī)生證實，劫匪給他注射的麻醉劑是動物園用來麻醉大型動物的，劑量極大，一般人被注射后獲救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劫后余生的他笑稱是“可以喝一斤半白酒”的抗麻醉體質(zhì)救了他，練就這抗麻醉的體質(zhì)的歷程卻不那么輕松，甚至帶點辛酸。
    俞敏洪的故事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夢”的故事，用他自己的話形容是一個“AmazingStory(令人驚喜的故事)”，只是故事發(fā)生的地點不在紐約而是在北京。這是一個具有美國開拓精神的“紐約人”在北京生存下來的故事，是一個一文不名的窮小子靠個人的奮斗成就為一位億萬富翁的傳奇。他幫助無數(shù)懷揣著“美國夢”的中國學生實現(xiàn)了他們出國留學的夢想，而那些想改變自身命運、對外面的世界充滿渴望的學子們也幫他發(fā)了大財。
    他是一個不安分的人。如果在當年高考落榜、留學失敗、被北大處罰后他能接受大家的勸說而安靜地過日子，那么今天的俞敏洪可能就會僅僅是一個縣城師專的普通教師，是北大外語系一位名不見經(jīng)傳的副教授，可能就會和我們大多數(shù)人一樣過著單位、社會為他設定好的安逸、被動又一眼望得到頭的生活。
    今天的俞敏洪更像一個自信的“紐約客”。接受我們專訪的這天他穿了一件并不土鱉的藍白小格子“Nautica”襯衫，深藍色的褲子與質(zhì)感很好的黑鞋子顏色搭配得很舒服，窄框眼鏡與現(xiàn)在爽利的短發(fā)造型都恰到好處地修飾了他的臉形。
    當然，并不僅僅是外表的改變，他內(nèi)心的“土味”也越來越淡。他能夠自由地發(fā)表演講、點評事情的態(tài)度輕松又幽默、不掩飾、不做作、盡量地做到誠實地面對自己和他人。雖然還是會有很多時候，他會面臨狼狽和無奈的局面，但是在迄今為止的新東方的眾多危機時刻他總能化險為夷。
    穩(wěn)穩(wěn)地站在新東方這艘大船上掌舵的俞敏洪很自信，那是一種擁有了財富、名聲、地位和內(nèi)心強大自我之后的自信，它讓他看起來除了擁有以前就具備的親和力以外，還平添了些許他獨有的、男性的個人魅力。今天，誰還能記得清二十多年前那個從江蘇江陰農(nóng)村第三次高考才成功闖到北大，那個腳穿回力鞋、身穿破軍裝的毛頭小伙子的青澀模樣呢？
    青春期：與霉運相處的日子
    估計在中國企業(yè)家中，俞敏洪對阿里巴巴的馬云會有特殊的感情：兩人都是高考連考三年才中。不知道馬云堅持到第三年的理由是什么，俞敏洪的理由是“為了不在農(nóng)村喂豬種地，干農(nóng)活太苦了”。三年的堅持是俞敏洪在人生漫長的旅途中第一次從絕望中尋找到希望。
 1977年，文革后第一次恢復的高考在冬季舉行。全國共有570萬人走進考場，而僅有27萬人考入大學。1978年，俞敏洪第一次參加了高考，直到1980年才考中，他和同時代的嚴介和、李東生、黃宏生等人，都是當時在21:1嚴酷的錄取比率下的幸運者。鑲著金色光環(huán)、令人神往的大學時代，給他們鋪就了一條最有歷史價值的人生之路，靠知識改變命運是那個時代的一條最誘人的選擇。
    “反正我第一、第二年高考連個狗屁大專都不要我，我考了三年。第一、第二年的志愿全是江蘇省常熟地區(qū)師范學院，是一個大專學校。畢業(yè)了，想回到家鄉(xiāng)農(nóng)村去當老師，戶口轉(zhuǎn)為城市戶口，這個是我當時的最高理想。我同學當時有兩個考上了最好的學校。其中有一個現(xiàn)在是我家鄉(xiāng)的中學和小學聯(lián)合校長，每年都跑到這兒來讓我給他捐款，他就說那才是我真正的母校。”
    俞敏洪說成功充滿了太多的偶然性，歷史給予了無數(shù)人機會，真正抓住機會的人卻少之又少，成就偉大夢想不僅僅需要勇氣，可能僅僅是一個簡單的理由、一份執(zhí)拗的堅持。
    “如果不是他，我的一個同學，我不會考第三年的。那個家伙當時成了我的榜樣呢，因為他考上了，我覺得怎么我就考不上呢？所以就有了一個可比性，他并不比我聰明到哪里去，他考上了，我再考一年，可能就會考上。沒想到再考一年，考到北大來了。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
    沒有人知道，那三年漫長的等待究竟對年輕的俞敏洪未來的人生產(chǎn)生怎樣的影響，他只是拼盡全力、以一連串的漂亮數(shù)字為自己找到了出路。多年后他創(chuàng)辦新東方，始終能在“黑暗時刻”中保持一份難得的清醒，始終未曾宣布放棄，在經(jīng)歷了種種磨難后為新東方找到一條光明的出路。
    俞敏洪接受我們的專訪時能夠清晰地記起這幾個數(shù)字：“我的總分從300分都不到，一下子就突然躥到快400分。當年高考比較難，高考錄取分好像200分就可以了，我當時考387分呢，北大錄取分數(shù)是380分，我多出了7分。”他的英語成績是百分制的93分，而第一年只考了33分，第二年是55分。
    江蘇江陰農(nóng)村的公社拖拉機手、生產(chǎn)隊插秧高手俞敏洪考上了北大，來到了首都北京。
    不會說普通話，不會吹拉彈唱，江陰第一中學的學生領(lǐng)袖到了北大什么都不是了。“我在北大當學生的時候最不順利。普通話不會說，英語口語聽說能力一塌糊涂。分到A班，一個多月就給我調(diào)到C班，C班屬于落后的班。我也沒有能力參加班上的各種各樣的學生活動。盡管我學習很努力，但就是上不去，所以我在大學的時候，是最痛苦的時候，我人生最痛苦就是在北大的5年。”
    不難想象，俞敏洪在當時北大西語系這個洋味十足的地方會顯得多么格格不入，什么年代選擇英語專業(yè)的學生都不會是一群“土鱉”。新東方另一位創(chuàng)始人徐小平開玩笑地說：“我，北大團委文化部長；王強，北大藝術(shù)團團長；俞敏洪？觀眾！而且是大禮堂某個角落里的站票觀眾。”
    比起后來留校后由于在外教書而被北大開除，俞敏洪一再強調(diào)5年充斥著挫敗感、迷惘、失意和無奈的灰色大學生活更讓他刻骨銘心。
    “被開除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情，當學生的5年過程是最痛苦的。5年里，我談過一次戀愛，得了一場肺病，在醫(yī)院被關(guān)了一年。我已經(jīng)很失落了，對自己基本失去了信心。我交的朋友也只有中學的幾個同學。大學的朋友，有很多現(xiàn)在在新東方工作，他們都是與我在北大一起出發(fā)的人。那時，我在追隨他們，而他們并沒有嚴肅地把我當成他們的朋友看。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我覺得他們不僅是我的朋友，還有點老師的色彩。”
北大的5年大學生活是俞敏洪人生中最壓抑的日子，事事不如人、樣樣不得意，那時的他沉默寡言、住進醫(yī)院無聊時就數(shù)石頭、看紅葉，或者一個人靜靜地寫詩。
    很多年之后，俞敏洪的朋友、和君咨詢的王明夫在一次新東方所有高管都參加的講座上，第一次聽俞敏洪朗誦了一首他大學時代、北大燕園未名湖邊上寫的小詩《一只小螞蟻》，被感動得“我眼淚差點流出來”。多年之后，俞敏洪鐘愛的臺灣歌手周杰倫有一首膾炙人口的歌——《蝸牛》與它有異曲同工之妙。這首小詩似乎就是寫給當年失意的自己，它非常簡單、卻充滿了溫情，像一個童話中的小孩子在怯生生地喃喃自語。
    一只小螞蟻
    在地上爬，在地上爬
    太陽升起來了
    太陽下山了
    一只小螞蟻
    在地上爬，在地上爬
    老人遠看，望著啥
    看夕陽西下了
    看一只小螞蟻在地上爬
    眼淚靜靜地流，靜靜地流
    一只小螞蟻
    在地上爬，在地上爬
    王明夫認定：“這首用大白話寫的詩容易令人感慨，我取了個名字非常沉重，叫大地蒼生。它總是讓人懷念一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知識青年的精神苦難與成長。我覺得俞敏洪在北大的時候，就能寫出這種詩來，就注定了若干年后會比他在北大時候很風光的同學要成功得多得多。”
    在患肺結(jié)核養(yǎng)病的日子里，俞敏洪從容地讀了600本名著，也許，這是他在北大除了學英語以外的最大收獲。 
    “超級英文詞典”的江湖生活
    在中國的年輕人中，俞敏洪有著神話般的魔力。
    曾有這樣一個評價：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俞敏洪在哈佛與耶魯?shù)挠绊懥吞栒倭Τ^了中國任何一位大學校長。《時代》周刊對他的描述是：這個一手打造了新東方品牌的中國人是“偶像級的，像米奇或者小熊維尼之于迪士尼”。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有張海迪、李燕杰、曲嘯一呼百應，而90年代以來，俞敏洪幾乎是擁有最多聽眾的演講者。他所到之處的演講，都是人山人海；在國內(nèi)國外的各種場合經(jīng)常接受“俞老師好”的招呼。新東方主宰著北京乃至全國的出國培訓市場，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在海外各大名校就讀的中國留學生中，有70%以上曾在新東方就讀。
    新東方的老師們最愛講段子，他們喜歡拿老俞開涮。“老俞最喜歡什么？電線桿！”“老俞不會用信用卡，提著一麻袋錢去度假”；“霍元甲里那個插秧的農(nóng)民就是老俞(伊有技能，是連續(xù)三年當?shù)夭逖砉谲?”；“全世界誰最土？老俞——穿個背后印著‘在絕望中尋找希望，人生終將輝煌’的新東方T恤去打高爾夫。”
    戴在俞敏洪頭上的兩頂桂冠一個是“留學教父”，另一個是“創(chuàng)業(yè)英雄”。他被瘋狂英語的李陽比喻為“他(俞敏洪)是教育界的比爾·蓋茨”。
 12年前，34歲的俞敏洪還沒有這么偉大的稱號，那時他被稱作“超級英文詞典”，他掌握8萬個英文詞匯，比一本六七厘米厚的《朗文現(xiàn)代英漢雙解詞典》還要多一倍，為了備課曾經(jīng)背破兩本《朗文現(xiàn)代英漢雙解詞典》。
    2004年1月，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斥巨資在北京中關(guān)村核心區(qū)購買了標志性建筑——中關(guān)村金融中心作為總部辦公大樓，這棟建筑像一艘帆船靜靜地矗立在中關(guān)村最核心的中央。俞敏洪把新東方這個當今中國最有名的私立教育機構(gòu)總部選在中國最優(yōu)秀的公立大學北京大學旁邊。而此時，距離他因為在校外辦班、違反校規(guī)被逐出燕園快13年了。一介高墻內(nèi)的彬彬書生一腳踏入江湖后的故事精彩有余、痞氣十足。
    訪問者：你怎么看待自己從北大出來的經(jīng)歷，最初創(chuàng)辦新東方的時候是否考慮過面子問題？
    俞敏洪：如果沒有在北大當老師的那6年，我肯定就做不了新東方。因為在北大當老師的6年，讓我的教育水平日益變得成熟，而且是我在北大當老師的同時，我就已經(jīng)在培訓部兼課了。那個兼課就幫助我把培訓的風格和北大的教育風格結(jié)合起來，形成了我在新東方的教學風格。
    其實不存在拉下臉面的問題。當時其實就是這樣一種狀態(tài)，同學們都出國了，我出不了國。那我就只能靠自己賺錢謀生。然后，又從北大出來了，所以只能是去為別的機構(gòu)教書。其實到最后我注冊一個學校，就已經(jīng)是從北大出來，比教書更體面了。為什么？畢竟是我自己辦的學校，我給自己干。當然當時沒想到，辦了學校以后，沒有人來上課。因為到處都是培訓機構(gòu)，亂七八糟的，學生也不可能相信你。
    在北京冬日的寒風中，俞敏洪是這樣起家的：在中關(guān)村二小租了間10平米的平房當教室，一張破桌子，一把爛椅子，一堆用毛筆寫的小廣告，一個刷廣告的膠水桶，“東方大學英語培訓部”正式成立，成員兩人：他和老婆。
    北京寒風怒號的冬夜，俞敏洪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刷廣告。他一把火燒了自己寫的詩，管什么國家大事，一心只想著能在北京養(yǎng)家糊口生存下去。手凍麻了，來兩口二鍋頭暖暖身子。在北大多年被邊緣化的生活這次倒是幫了他大忙，沒有身段也就不存在放下的問題，沒有矜持、不是精英、別人愛說什么說什么，寒風中邊喝二鍋頭邊貼小廣告的俞敏洪，顯示出一股痞子的狠勁。
    新東方人都知道俞敏洪有電線桿情結(jié)，因為新東方是靠他在電線桿上一張一張貼廣告貼出來的。多年以后，新東方創(chuàng)業(yè)元老徐小平評論：“俞敏洪左右開弓的糨糊刷，在中國留學生運動史上刷下最激動人心的一頁華章。”曾經(jīng)因為市政建設，來人要拆新東方外面的兩根電線桿，他急了，死活不讓拆，最后花了7萬元才保下那兩根電線桿。
    “貼廣告很辛苦，我還常做免費講座啊，免費講課啊，沒有地方，沒有錢等等，非常艱難。但是這一切，并不是時間很長，也就半年左右就過去了。因為后來學生經(jīng)過我不斷做免費上課，真的體會到了上課的意義，后來他們就開始交費、報名，這個時期就過去了。所以等到開‘紅大發(fā)’的時候，已經(jīng)很富有了。當時中國有車的人很少啊。反正開一個‘紅大發(fā)’到馬路上轉(zhuǎn)悠，從來不堵車的！”
    同時，隨著俞敏洪迅速壯大，把東方英語培訓部從中關(guān)村二小折騰到北大六七十人的大教室，再次開著他的“紅大發(fā)”上路時，麻煩也接踵而至。
俞敏洪的名聲響了，招的學生越來越多，同時也斷了別人的財路。中國的培訓市場從來就是一個充滿殺伐的江湖。
    先是俞敏洪的廣告被對手覆蓋，后來當場就給撕了。1992年春天，俞敏洪的廣告員去貼廣告，剛準備往上貼，另外一個學校的廣告員早就等在那兒，上來就是三刀，被送到醫(yī)院縫了8針。俞敏洪第一次意識到辦學校還要考慮到安全問題、最重要是人身安全的問題。
    于是，為了擺平這類事件，老俞揣著3000塊錢請公安局的警察朋友走進了當時中關(guān)村最好的飯店——香港美食城。來北京十幾年了，他還從未來過這么高檔的飯店。
    三個警察、俞敏洪和一個陪吃的老師，五個人干掉了四瓶高度“五糧液”。
    從未應酬過這種場面也不知道該怎么跟公檢法打交道的老俞，不會勸酒，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套近乎。內(nèi)心緊張、一口江陰普通話也不知道怎么對得上人家的京片子，于是，只能少說、多喝。
    沒過多久，俞敏洪就鉆到桌子底下去了。警察送他去了醫(yī)院，足足搶救了兩個半小時。
    他一個人喝掉了一瓶半，差點喝死。他醒了的第一句話是哭著喊：“我不干了！把學習關(guān)門了！”接下來是撕心裂肺地折騰、哭鬧，很多年后有個電視節(jié)目采訪俞敏洪時問他最希望擁有哪種才華？他回答希望掌握一種樂器，用另一種語言把內(nèi)心的情緒宣泄出來。那時候，他只能選擇哭泣，三十歲男人的委屈傾瀉而出。
    然而哭累了、喊累了、睡夠了、酒醒了之后，他二話不說，背上書包去趕晚上7點的課去了，他無從選擇，只能面對。只不過，從此，他不必再擔心競爭對手尋釁滋事的麻煩，因為以命陪喝相交下來的朋友會關(guān)照他的學校。
    好朋友王明夫在幫助新東方在美國紐約交易所上市后用這樣的形容詞概括俞敏洪的狀態(tài)：“挑戰(zhàn)，也許讀書人要做成事業(yè)，面臨的是無窮無盡的挑戰(zhàn)。我在報紙上，那個時候，我正在北京，他在紐交所敲鐘的時候，任何中國的媒體都在報新東方，俞敏洪在那兒光芒四射，但是只有我才知道他今天的成功幾乎能夠用兩個字來形容，就是泣血，是很艱難的，假如他將來走向500億，當然也會有更大的挑戰(zhàn)。”
    訪問者：假設有一條通往內(nèi)心的道路，你是覺得目標正離你越來越近還是越來越遠？你拿什么當成自己的最終使命？
    俞敏洪：我曾經(jīng)說過辦一所世界大學是我最想完成的使命之一。所以，如果讓我選的話，我希望能夠通過自己深刻的鉆研，讓自己變成一個真正的智者，這樣再以智者的身份，來教導或者說和更年輕的一代一代人去切磋。這個東西是我比較想做的，所以當初我沒有錢的時候，我最想做的就是一個書院，通過那個書院來研討這個世界。
    訪問者：作為一個商人，什么樣的性格你認為是必須具備的？韌性是你最大的特點嗎？
    俞敏洪：現(xiàn)在商人我不知道咱們怎么界定，如果商人等于企業(yè)家的話，那么我覺得他要具備的最特別的，其實是愿意做自己所做的事情，愿意把這個事情做大、做好，而這個事情本身又具備社會意義。這是企業(yè)家選擇做企業(yè)的標準。
    比如一個充滿污染的造紙廠，或者是對環(huán)境造成破壞的工廠，那我肯定不會去做。把污水問題處理好，不污染空氣、不污染環(huán)境這就是我的前提條件。有純粹是為了賺錢去做事情的人，那就不是企業(yè)家，可以叫做唯利是圖的商人。
  我覺得企業(yè)家的社會責任是企業(yè)家的第一要義。這個社會責任不是說去交了罰款，而是說他做這件事情本身對社會有意義，這是企業(yè)家對社會最大的責任。
    第二個要素就是從個人來說了。我覺得企業(yè)家，一個是要有思想，他是要有思想的，沒有思想，我認為做企業(yè)跟建立一個國家?guī)缀鯖]有什么區(qū)別。
    俞敏洪總結(jié)企業(yè)家個性中必須要具備領(lǐng)袖氣質(zhì)，“找一幫人干，你沒有領(lǐng)袖氣質(zhì)、個人魅力、沒有親和力怎么能行？”他把企業(yè)家分成兩種，“一種類似我這樣的，比較溫和，是有一個方向意識的人；還有一種是比較果斷的。不論他是哪種人必須具備相當?shù)乃枷胄浴＞拖裎覀兞R人有兩種方式，有的時候一個人罵人，是把那個人炒冷飯，有的時候是直面罵人。你被罵了，還覺得那個人很偉大，那個人就是有個人魅力的人。我相信像柳傳志啊，他肯定有很多罵人的時候，但被罵了以后，他們還特別服他。因為他罵人的水平、技巧和心態(tài)都是特別好的。談一下中國前20位有名的企業(yè)家。你看哪個不具備個人魅力？基本上全具備個人魅力。那種賊眉鼠眼的人，完了，他排在企業(yè)家里，不太可能”。
    回首自己的精神成長史，俞敏洪說：一個男人的生命意志是怎樣長成的？起先，年輕的時候，人就像一堆面粉，潔白、純凈、好看，但沒有黏性、韌勁兒和分量，一陣風過來，就能吹散了。后來，公司內(nèi)外、社會各方、黑白善惡、雅俗圓鈍，各路神仙、各種力量都加入進來，就像往面粉堆里加水、使勁、攪和、揉捏一樣，反復這般，純潔的面粉就慢慢地被揉成面團了。這時候，開始有了韌勁兒、彈性、張力和分量。繼續(xù)揉下去，就可成拉面了。一旦成了拉面，那么，用開水煮都不容易煮爛了。一個男人的長成，就是從面粉到面團最后到拉面，不過如此而已。

職場貼士：在這個競爭激烈的職場上，和你一樣具備了相當專業(yè)實力的人實際上很多，在質(zhì)素相仿的一群人中，抓住機會脫穎而出，才得獲得更好的發(fā)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