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太太快80歲了，在江南一座小城里生活得很舒心。她每月可以領到400多元退休金，自給之余，還能時不時給曾孫添件衣服，買袋奶粉。天氣好時，她就去公園走走，或者到所余無多的老姐妹們那里串串門。

　　孫子阿強的生活似乎遠沒有她悠閑。他高中畢業后進了國企，加上妻子的收入，每月有1000多元，雖不算多，但養活一家三口已綽綽有余。和他一起長大的阿三正在籌建第二個工廠。他的另外一些同學，不久前下崗了。他不知道什么時候會輪到他。眼看著孩子就要上學了，阿強有時會嘆氣，這時做過地主家童養媳的高老太太就要訓他兩句：“該知足了！咱們這日子，比舊社會的地主都不知道好多少呢?！?

　　這是一個在今日中國隨處可見的家庭。他們生活日益富足，但也覺得自己和其他人的差距越來越大。他們的處境，給國家統計局的一項調查做了鮮活的注腳。6月19日，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公布了一項對全國54000多戶城鎮居民家庭的調查結果。數據顯示，最高10%收入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10%收入組人均收入的11.7倍，比去年同期的10.9倍又有所擴大。

　　6月21日～22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央視資訊ePanel會員調查系統，對來自全國各地1546名公眾的調查顯示，95.3%的人認為，現在的貧富差距正在擴大。這讓參與調查的人們感到擔憂。他們認為，收入差距過大，是對我國社會良性運行影響最大的三個因素之一。其他兩個分別是社會保障制度有待完善和就業問題。

　　這一調查結果暗合了一些學者的觀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部部長丁寧寧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指出，目前中國社會領域影響最大且將長期起作用的問題有三個：就業、收入差距和社會保障。

　　目前，我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0.4的警戒線，在世界范圍內處于高水平。收入差距過大對社會穩定的威脅，正在成為各級政府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許多學者指出，收入差距、就業、社會保障三者并非孤立，它們彼此糾纏，相互影響。解決收入兩極分化的可行辦法，一是解決就業問題，再就是盡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幾年前，人們談到就業問題時，想到的可能是“4050”下崗人員。而今天，人們可能更多地想到昔日的“天之驕子”——大學生。隨著大學生就業難日益普遍，青年就業問題也開始浮出水面。每一則關于就業的新聞，都牽動著公眾敏感的神經。

　　5月28日，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副司長劉大為在一次活動中指出，今年高校畢業生就業率要達到73%以上，即不低于去年水平。但高校畢業生所面臨的就業形勢仍十分嚴峻。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調查則顯示，71.7%的人認為，和十年前相比，現在的就業更難了。而對于未來十年的就業形勢，人們同樣并不樂觀。51.0%的人認為，未來的就業情況將會越來越差。

　　丁寧寧認為，導致目前就業難有三個方面的因素：勞動適齡人口居高不下；初級勞動力市場總量過剩；中、高級勞動力市場的結構矛盾。而這三個因素在2020年以前不會發生根本的改變。

　　嚴峻的就業形勢不僅在影響著尚未就業的人們，同時也在影響著正在就業的人，他們不知道什么時候自己就被淘汰了。比如阿強，他最擔心的不是錢不夠花，而是什么時候這個工作沒了。本次調查顯示，55.1%的人和阿強一樣，雖然還沒有失業的經歷，但心理壓力很大。35.9%的人有過失業經歷，沒有感受到就業壓力、認為失業離自己還很遠的人僅占9.1%。

　　相關保障措施的缺位，讓人們普遍感到缺乏安全感。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本次調查中被公眾視為維持我國社會良性運行的最重要因素。

　　社會保障作為改革開放中進入政府視野的問題，即便在城鎮居民中也只覆蓋了不到一半。在6月16日中宣部等聯合舉辦的形勢報告會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指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而不是城市居民保障部。但是目前財力有限，還無法將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村居民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國家正在探索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險覆蓋范圍，讓更多的人享有基本社會保障。

　　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保障體制，一般包括三個組成部分：政府財政出錢的社會救助、以繳費為基礎的強制性社會保險、享受政府優惠政策的自愿補充保險。丁寧寧認為，“社會救助”主要是政府的責任。在當前失業率居高不下、收入差距難以縮小的情況下，改革的首要問題，是政府要承擔、而不是推卸自己在社會保障問題上的經濟責任。本次調查中，73.3%的人認為，社會保障及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最有責任幫助失業者。

　　經濟學研究及其他國家發展的經驗表明，人均GDP達到1000～3000美元的社會階段，是最容易產生社會矛盾的時期。當前的一些社會問題，如收入差距、就業問題、社會保障、農民失地、礦難事故頻發等，已經開始影響到經濟的健康發展。探索釋放社會緊張的途徑，著力于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正在成為擺在各級政府面前不容回避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