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天是我在北京找工作最艱難的日子，一整天只吃兩個饅頭，有時候實在回不到火車站就只能在地下通道睡覺。就這樣熬了近10天，我在火車站才從老鄉那里知道南禮士路有個勞務市場。正月十五一大早，我就趕到這里來了。說句實在話，找工作是我最頭痛的事。”———梁衛東如是說

    春節過后，從四面八方趕來的大批農民工又開始陸續進城務工，很多城市迎來了新一輪的打工熱潮。和年前的“討薪難”相比，年后的“求職難”同樣讓農民工們感到艱辛。筆者日前走訪了北京市的幾家勞務中心（包括正規的職業介紹中心和非法勞務市場），通過和幾位農民工的交談，切身感受了一下“求職難”。

    2月16日下午，筆者來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區的南禮士路，這里聚集了大約五六百名前來求職的農民工。人行便道和路邊的商鋪門前站滿了人。來這里找工作的大部分是干廚師的，不少人手里或大或小地拿著一個紙牌，上面寫的是自己專長：面點、配菜、蘭州拉面、燒烤……

    幾乎沒有刻意地尋找，就和一位健談的東北小伙子聊了起來。20歲的梁衛東來自黑龍江省綏化市綏林縣，留著一頭板寸，穿著整潔的藍色西服，胸前別著的卡片上面寫著“蘭州拉面”。初中畢業之后，梁衛東在家幫父母種地，可是3畝地要不了這么多勞力，更養活不了這么多人。沒有多少文化的他只好出來打工。雖然農歷正月初五就到了北京，但是直到現在他依然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下面是梁衛東講述的在京求職的經歷：

    去年我就來過一次北京，當時我哥哥已經在北京找到一份做推銷的工作。他通過勞務中介給我找了一份在醫院作保潔的活。不管吃住，剛開始每月工資是300元，后來漲到450元。只掙三四百塊錢在北京要租房子還要吃飯，基本上沒有富余的錢往家里寄了。實在沒辦法，只好勉強堅持到過年就回家了。

    過完年在家里也呆不住，農歷正月初五就又回到了北京。因為我哥還在老家，我到北京就沒有什么認識的人了，這回算是我真正單獨闖北京。一下了火車，我就開始沿著大街到那些大飯館里一家一家地問。開始時我連門都不敢進，在人家飯館的臺階下面轉來轉去，門口的保安一看我不像是在這種地方吃飯的，所以連問都不問就給轟走了。讓人家轟了幾回之后，我想：這么下去不是事兒呀！于是我就想了個辦法，看見一家飯店，我就老遠把背著的大包藏進路邊的草叢里。然后自己給自己打氣，直起腰、挺著胸走進大廳。進去之后只要看見收銀員有空，過去就問人家招不招打工的。客氣點的會和你說人已經滿了，還歡迎我下次光臨。不客氣的直接就讓我出去。具體找了多少家我都記不清了，可能是十幾家，也可能是幾十家。不過結果都一樣：不需要人。后來我和其他在勞務市場里找工作的人說起這事兒，人家都說我特傻。可是當時一個人不敢去那些小胡同，也不敢到郊區去，就在大街上來回找，其實人家那些大飯店的員工根本就不是這么招的，你說我一個農村來的打工者就這么闖進去，人家不趕出來那才怪呢!

    剛下火車的時候，我不知道北京什么地方的旅店便宜，再加上本來就沒帶多少錢，所以每天晚上只好在北京站的候車室里過夜。北京的冬天很冷，晚上又沒有被子，只能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不管是冬衣還是夏衣，只要能保暖就行。

    農歷正月十一那天早上7點，我從北京站候車室出來，沿著南橫街開始找工作，一直找到中午12點，還是沒找到，像樣的飯館都不要人。實在是太累了，我裹著衣服躺在路邊的一塊草坪上想歇會兒，可是剛躺下就睡著了。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2點多了。起來后我就往火車站走，我必須在天黑之前走到火車站。不然到晚上連呆的地方都沒有。6點多的時候，我到了北京站。整整走了4個多小時，其實我睡覺的那個草坪離北京站并不太遠，因為路不熟，走來走去就一直在那兒轉圈。由于太累了，我連衣服都沒有來得及套上就睡著了。一直到半夜，車站的工作人員趕我們走，我才又出了北京站。

    那幾天是我在北京找工作最艱難的日子，一整天只吃兩個饅頭，有時候實在回不到火車站就只能在地下通道睡覺。就這樣熬了近10天，我在火車站才從老鄉那里知道南禮士路有個勞務市場。農歷正月十五一大早，我就趕到這里來了。說句實在話，找工作是我最頭痛的事。

    這幾天我一直在這兒等，早上8點鐘過來，下午5點這里基本上就沒人了。到這里來找活干的都是想干餐飲的，招工的老板也知道找廚師、配菜、雜工都得往這兒來。我知道六里橋那邊也有一個像這樣的馬路勞務市場，那邊主要是些瓦匠、裝修工、小工。靠的是力氣，有點泥瓦工的技術就行，工資都一天一開，一天平均可以掙到四五十塊錢吧。這邊的人要是實在找不到活兒干，就在那邊打幾天零工，掙個伙食費、住宿費，然后回來再等。

    前天，城管人員直接用車把我們拉到那種正規的職業介紹中心，還給我們發放免費門票。可他們前腳剛把我們拉到，后腳我們就自己坐車再回來。不是我們傻，也不是我們不領政府的情，而是因為職業介紹中心的“門檻”太高。在那里，招工單位動不動就讓你出示學歷證書、培訓證書什么的。就連大公司招的勤雜工也要求有高中畢業證，像我們做拉面的還要有專業培訓證。我的拉面手藝是以前做勤雜工的時候和飯店的師傅學的，沒有經過正規培訓，再說也沒錢去接受培訓呀，所以人家連登記都不讓。就算是不要證書的工作，你要是想在職業介紹中心登記備案，一般都要交50元錢的手續費，然后還需要等一段時間，誰也不會百分之百地擔保能夠給你找到工作。交了錢，還要心里不踏實地等，我們平常連吃飯的錢都舍不得花，哪舍得交手續費呀。還有，在職業介紹中心找到的工作都是在大飯店上班，聽人家說，那里邊有技術的人多，我們只能打下手，這樣的話，工資就會比在小飯店的還要低，一般都要低個一兩百。大飯店的員工多，伙食就差些，經常是白菜、蘿卜、土豆就把我們這些人打發了。

    ……

    筆者在和梁衛東聊天的時候，恰好城管人員又來維持秩序。望著逐漸離去的農民工和正在免費發放《外地來京務工人員服務指南》的城管工作人員，一直低頭抽煙的梁衛東無奈地說：“雖說現在他們走了，呆會兒還會回來。馬路邊上不讓聚集，到職介中心又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天天這么趕來跑去，誰愿意啊？其實我們只要有一片空場，哪怕沒有房子都可以。再讓警察或者保安來維持一下秩序，這不就挺好的嗎？我們真正想找工作的人是愿意配合政府工作的。”

    通過梁衛東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出，雖然目前政府各部門為實現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順利實施做出了各種努力，比如：規范各種勞務市場、嚴厲打擊非法中介、大力宣傳招工信息等。但是，由于農民工作為一種特殊群體，普遍存在著學歷水平較低、專業技術欠缺等因素，所以在幫助他們求職的過程中，我們還需要把心放的更細一些，把工作做的更深入一些。如果政府各部門在工作中能夠把“管理意識”轉化為“服務意識”，少一些“一刀切”，多一些“對癥下藥”，相信像經歷梁衛東這樣求職遭遇的人會越來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