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前兩天在人民網做節目的視屏聊天實錄，現與博友分享。
主持人：各位網友，大家好！這里是人民網手機強國論壇嘉賓訪談室，歡迎收看改革開放30年“尋找時代弄潮兒”手機系列訪談。1978年到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已經30年了，對于一個擁有數千年的國度，30年的時間僅僅是彈指一揮間。但這短短30年，卻徹底改變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我們要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向尋找那些在過去30年里，在不同領域中邁出第一步的改革倡導者和實踐者。正是由于他們“摸著石頭過河”，才構成了中國改革開放這30年蕩氣回腸的歷史畫卷。

    今天我們有幸邀請到了歐美同學會副會長兼商會會長王輝耀先生，歡迎您，王先生。

    王輝耀：主持人好，各位網友，大家下午好！

    主持人：海外有一批學生，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改革開放話海歸”。王會長，我了解到您出國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您當時放棄了在外經貿部的發展去讀MBA，您當時的目的是什么？

    王：說來有一段時間了，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過去30年海歸這個群體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是巨大的，而且這中間有好幾個變化，我想先概括講一講變化。首先數量上的變化是巨大的，80年代出國讀書的只有幾千人每年，高峰的時候達不到一萬人，現在我們一年出國是十幾到二十萬，到2007年我們達到了120萬，今年預計達到140萬人，所以數量上的變化是巨大的。另外一方面，我們在留學的國別上變化很大，以前留學是主要幾個發達國家，現在是面向100多個國家和地區，非常多的留學人員。還有一塊是專業上的變化，以前我們出國留學主要是學理工的比較多，學物理、化學、生物什么的，現在廣泛化，比如學習工商管理、經濟、法律、人文學科，比如說前一段時間我做了一項研究，現在出國的留學人員有50%以上學習管理、經濟等門類。

    還有一個變化，早期的時候留學生都是學科教文衛的，學科技的比較多，理工的比較多，現在學科比較多，包括他回來創業，現在從事的行業跟以前不一樣了，80年代或者90年代就是回來教書，現在有好多去外企的，創業的，包括現在有去不同部門工作的人，所以這都是很大的變化。包括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變化，比如說去年科技部長萬剛，就是在國外待了10年的留學生，現在是科技部部長。我為什么讀MBA，我當時在經貿部工作了一段時間，后來我發現我的國際知識特別缺乏，特別是國際商業方面。我想以后會是一個開放的時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當時我正好碰見了國外來的一個大學教授，紐約大學的一個教授，他跟我講國外有一種學科叫工商管理，MBA，既學管理也學營銷，也學財務，也學人力資源，也學金融，這是一個很綜合性的學科。我們在市場化的時代需要通才，我覺得MBA是一個很好的培訓方式，當時我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出國，去讀MBA。

   主持人：MBA的生命力會繼續下去嗎？

    王：我在北大管理學院也教了一年的MBA的課，我認為MBA實際上是中國傳統教育的一種創新，我們傳統的教育往往只注重專業的人才，比如學數學，很早就學數學，MBA是一個綜合性的，學很多不同的學科，比如學經濟、學營銷、也學人力資源，也學金融、財會，實際上是一種通才的培養。我覺得這個模式是對中國現有模式的一種創新，或者說更大的補充，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有生命力的。

    主持人：據我了解，您在國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擔任過跨國公司董事經理，之后您在國外最輝煌的時候選擇了回國，這您又是怎么想的呢？

    王：其實我這個人一直不是很安分的，或者一直是在流動的，比如我從大學畢業，到工作，一直在不斷突破自我。當時在國外留學也非常好，讀完MBA，我還讀了一段時間的工商管理博士，我還到跨國公司工作過，兩年之內獲得三級的提升，后來又做了加拿大的商務參贊。這些經歷都很好，但是這些離國內比較遠，畢竟有中國很深的傳統文化的熏陶，我感覺以后做什么事一定要跟中國結合起來，即使在國外留學，也應該把國外的知識運用到中國來，所以我在93年的時候，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就萌發了回國創業的念頭，因為當時國內也是大興土木，很多的機會，世界銀行在中國也開展很多的項目，亞洲開發銀行，包括國內的這種創業，經濟特區，海南省、福建省，當時都是一片整個市場大潮。這個時候回來，確實有一點眼光，回來比較早，可能抓住一些機會，我主要想能夠早一點回來，介入到這個市場大潮中來，后來回來確實也是這樣，我們參與了中國很多項目，包括國內很多大型的項目，像三峽工程、小浪底等等，我們參與了很多跟國際接軌的一些項目。所以，我覺得當年回來是比較對的，雖然也放棄一些國外的東西，但是國外的東西你也能夠看到30年后會是什么樣，比如說國外可能是一個不錯的中產階級，你有一個房子，你能打一個很好的工，但是沒有讓人興奮的地方，你回到中國是參與一個變革，中國是經歷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時代，你能參與其中，你能發揮國內外的這種優勢，確實給人一種很興奮的感覺，同時有一種主人翁的感覺，中國的變化這么大，每一個華夏兒女，或者說在中國長大的人都有一種使命感，我們應該為這個國家，為這個社會，和為我們這個民族做一些事，我覺得當年確實是抱著這么一種心情回來的。
 
    主持人：看來您很喜歡挑戰。作為最初海歸中的一員，這些年來，您對當初的選擇有什么感想嗎？

    王：我認為當初的感想，就是我很想回來做一些事情，當然確實回來創業，回來做這些事也不都是一帆風順的，包括我剛回來的時候，我記得在友誼賓館租了一個辦公室，既做辦公室也做臥室，晚上很多北美的傳真電話過來，基本上24小時不能很好的休息。但是，我的感覺是回來確實有很多不順利的地方，比如當時我們帶一個電腦回來，居然跑了20幾趟的北京機場，當時我們要裝一個傳真機要到郵電局去申請入網，差不多半年的時間我們在琢磨做什么，確實回來剛開始也有不適應的地方，但是我覺得要堅持，正因為中國很多地方不完善，不健全，才有很多機會。所以，我當時通過回來創業，通過回來發現這些機會，逐步逐步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后來我們發現可能做國際商務咨詢是更好的方式，而且這里面能夠直接發揮在國外的優勢。

    比如說國外大的企業里面，決策是怎么決策的？國外的董事會是怎么運作的，國外的政府是怎么運作的，這些經驗我都有。所以說，我當時就能夠把國外的這種，比如說我們組織了一個加拿大的企業聯合體，我們到中國來開展項目，爭取到加拿大政府的貸款，參與了很多項目，提供了好幾千萬對中國的援款，包括后來又提供了好幾千萬的貸款，我們參與三峽工程，國內很多的能源戰略規劃，包括環保，包括洞庭湖的治理。所以，我覺得回來的經歷，確實是趕上了一個中國大發展的時代。

    當然這里面也有很多的挫折，也有很多不順利的地方，但是我的感覺，總地來講還是不錯的，非常好，能夠發揮我們在東西方的優勢，發揮我們在國外工作的網絡，包括在國外政府的網絡等等，跟國內企業的對接，我覺得這些方面都是非常有價值的，所以我們做了很多的工作，能夠在90年代，我們企業做得非常好，而且也得到了很好的效益。

    主持人：您的《海歸時代》我拜讀過，非常精彩，從留學的起源一直寫到現在留學生關心的問題，您寫這本書花了多長時間？

    王：事實上對于海歸這個現象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比如說，現在在中國有將近150萬的海歸，就是改革開放以后，如果加上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到目前為止留學史已經有130多年了，從第一個留美幼童開始算起就更長，160年。所以說，我感覺留學的歷史是跟中國近代發展息息相關的歷史，比如說我們的第一條鐵路，詹天佑設計的第一條鐵路，還有第一個郵電局，比如說當年國民政府的第一個外交部長，包括第一任的總理唐紹儀，所以我覺得中國留學生對中國近代的影響是巨大的。包括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留學生也是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說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共有12個代表，其中8位都是留學人員。同時我們可以看到近代以來，政府里面像周恩來、鄧小平。鄧小平在法國待過五年，國際視野是不一樣的，他能提出改革開放這個東西，超越了很多人的國際視野，超越了很多人的國際化的思維，他有一種開放的思維，在當時那個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跟他的留學經歷是有關系的。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留學現象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包括我們現在80%的大學校長是留學人員，有80%的科學院的院士也是留學人員，還有我們兩彈一星23位工程師里面有21位都是留學人員。還有一個很突出的現象，當代留學生回國創業，我們的新經濟、互聯網、IT領域，都有很多留學人員。你看美國有個雅虎，中國就有一個搜狐，國外有一個亞馬遜，中國就有一個當當，相應的模式很多。像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一共有五六十家中國企業，其中大部分都是海歸創辦或者海歸管理的。這么大的一個現象，特別是海歸回來的這種大潮，我認為目前國內一直缺乏這方面的研究，所以說我就在2005年寫了一本《海歸時代》，還有一本《創業中國》，去年我又出了一套叢書“海歸推動中國”，一共有八本，分門別類了講了海歸在各個領域的作用。

    最近還出了一本書叫《開放你的人生》，90年代的時候，我們做很多的企業，做很多的公司，具體的業務，包括像三峽工程等項目，非常好，做中國基礎設施的建設。2000年以后，我們介入了很多社團的工作，研究的工作，我們做中國軟實力的研究，也非常有意義，能夠梳理中國這么大一個群體，他們的優勢，他們遇到的問題和他們中間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覺得能夠做一個系統的梳理，可能對中國未來的留學人員，包括中國未來國際化的發展都有很好的幫助。所以說，我想既然有這個時間，有這個精力，為什么不能做一些公益的事，所以這是我為什么寫了這么多關于留學人員、海歸方面的書的原因。

    主持人：非常好。改革開放的成就我們大家有目共睹，在這30年中，尤其是經濟方面發展的非常快，海歸對我國改革開放有什么樣的深遠影響呢？您能給網友詳細介紹一下嗎？

    王：這個方面是非常巨大的，特別是最近30年，他們在科教文衛，在經濟領域，在政治領域都有很大的影響。比如，談到教育界，像我剛才講78%的大學校長是海歸，中科院的院士里面有81%是海歸，工程院院士有51%，另外國家重點項目學科帶頭人中間有72%，都是海歸，海歸已經成為主力，這個是非常顯著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海歸創業回國，讓中國加速進入了互聯網時代，加速進入了新經濟的時代，加速進入了國際化的時代，這個領域也是非常多的。特別是，我剛才講到的，在海外上市這一塊，絕大部分企業都是海歸創辦的。

    他們對跨國公司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目前跨國公司在中國掌門人都是海歸，投資銀行里面，幾乎都是海歸在參與，包括很多的跨國公司，像微軟，他們現在中國區的總裁張亞勤也是海歸。另外，在政治領域，在政府方面也做了很多貢獻，比如說去年我們有兩位部長，其中一位就是萬剛，現在加入到政府部門，也對中國的改革起到了推動的作用。我相信這塊還應該有一個更大的發展，中國可能要吸引更多的人才回來，我們要不斷地更新我們的政策，放松綠卡，放松簽證，甚至考慮雙重國籍，甚至開放移民，對海外的人才實行更優惠的政策，來更多地吸引優秀的人才回來。因為我最近看到一個數字，我們現在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才留在了美國，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所以我們應該不斷改善我們的政策，吸引更多的高層次的留學人員回國發展。

    主持人：下面是最后一個問題，也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很多海歸回國之后，由于不滿意工資水平，或者工作之類的，變成了海帶，或者說工資根本沒有優勢，您對這個怎么看？這是一種人才浪費嗎？

    王：目前來講，海歸變海帶可能成為比較多的現象，但這個需要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個方面，首先出國的這個群體比80年代、90年代龐大了，當時只有十幾萬，現在是一百多萬人，由于這個群體變得龐大，現在中國中產階級不斷擴大，人民幣不斷升值，越來越多的家庭有條件送小孩出國，這中間的數字和人才的比例，不一定每個都那么優秀。80年代出去每個人都要讀研究生，過五關斬六將才能出去，現在留學進入百姓家，這里面出現一部分海帶是正常現象，但是我相信中國龐大的留學群體里面出人才的比例還是比較高的，如果到國外一個很好的環境中學習，能夠接受先進的科技教育、人文教育，這里面還是有相當大的比例出很好的人才，所以我覺得一部分海帶是正常現象。

    另外一方面，從政府、從社會角度，要開始關注海歸，比如現在留學生回來，我發現主要集中在外企，外資部門，還有一個是創業園，我們可能還有大量的民營企業，還有大量的國營企業，還有大量的政府部門，是不是也可以更多的廣開門路，吸納這些留學人員就業。

    還有一個方面，我們現在很多的海歸回來，大量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實際上中國現在有廣大的二線城市，比如溫州、寧波、珠海、大連、煙臺、青島這一類的城市，中國出口發動機的所在地往往沒有很多的人才，比如去年我到浙江一個小城市，它那里一個大的工廠里面沒有一個懂英語的人才，他們不知道怎么拿訂單，不知道怎么參加廣交會，他們就是掙點勞務，所以我覺得中國的海歸應該更多面向二線城市，所以我感覺海歸變海帶這個現象是存在的現實，但它只是一個少數的現象，這個現象是可以共同的努力來不斷地減少，包括我們對海歸的就業，從個人來講，海歸也要擺正這個心態，不是說我一回來，一定要工資跟在國外一樣，應該要放低期望值，要從最基本的做起，還有結構性的失調，要做一些調整，這個現象會得到一定的緩解。

    主持人：感謝王會長的精彩點評，今天我們的訪談就到這里，謝謝您收看。

    王：謝謝各位觀眾，謝謝人民網。

職場貼士：能把公司照看成小家的人，一定特別愿意提早來上班，就先從給花草澆澆水、喂喂小魚、清新整潔的環境開始一天的工作吧，也是提高主動性的小竅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