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會喜歡自己的工作？”《老友記》里面的錢德勒憤慨地說。

其他幾個人，瑞秋、莫妮卡、菲比、喬伊、羅斯紛紛驚呆了。“我們都喜歡自己的工作啊。”“一天看不到恐龍我就活不下去。”古生物學家羅斯說。

這大概就是《老友記》讓人感到快樂的原因之一：里面百分之九十的人竟然都做著自己熱愛的工作！

即使不是最可怕的，至少也是最普遍的：工作是讓我們不快樂的原因，同時也是讓我們不自由的原因。打卡機是世界上最慘絕人寰的發明。同事中只有百分之一是可愛的。領導就不用談了。說到工作內容，百分之八十的工作內容都是重復而且沒有意義的，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即使有意義也跟你無關。

每次我提到自己在上班，很多人都會大吃一驚：“你怎么還在上班？”“你不應該在家自由寫作嗎？”

畢業那年我就不想找工作，結果陰差陽錯進了報社之后，反而乖乖在一棟大樓里面待了七年之久，之后換了一棟樓，一待又是三四年。

當然想過辭職：朋友們在上海聚會的時候，我因為要上班而不能去;ONE全國巡回簽售的時候，一群人快快樂樂東奔西走，我也因為工作的事情不能去;想去一個燈塔工作十天，當然也去不了……工作本身當然也有讓人不開心的地方，但最重要是時間被限制了。

擺脫工作是很多人尤其是文藝青年的終極目標，他們都傾向于認為工作在某種程度上是對自己時間與才華的雙重浪費……保羅·奧斯特在《窮途，墨路》里面說自己“從未想過要過雙重生活”，也就是說從來沒有想過要上班。為此他不得不過了一段相當窘迫的日子，他在很多小說里面寫到這樣一類逐漸脫離社會，甚至吃不上飯的年輕人。村上春樹的方式不太一樣，他雖然也早早打定主意不上班，但卻開了一個酒吧。這兩者的區別在于：前者像個嬉皮士，而后者僅僅像個另辟蹊徑的中產階級。最后，兩個人殊途同歸：當自己的創作目標緩慢達成之后，一門心思投入其中簡直是必然的。

而我至今都沒有辭職的原因，說起來只有一個：就是對自己創作能力的不自信。雖然經濟問題也在考慮范疇，但并沒有完完全全地相信自己有文學創作的核心能力，是至今都沒有辭職的關鍵。

我有一個QQ群，里面是幾個寫字的女生：三個寫專欄為生、一個編劇、一個編輯，還有我。這里面，前四個都是自由職業，編輯也整天喊著要辭職，只有我專心致志地上著班。其中有厲害的專欄作家，江湖傳言“每個月能寫三十篇”，她驚叫：“好像是差不多，但為什么我還沒有發財？”……仔細一想：這樣豈不是又再次落入了“計件工作”的陷阱？我不太會寫專欄，只想寫小說，但寫小說的能力也不是很強。這種自我認知，把我牢牢按在了上班這件事情上。不知道是不是同樣的原因，好幾個寫作的朋友，辭職了大半年，又繼續出門找工作了。李海鵬辭職一年在家寫完了《晚來寂靜》這本小說，褒貶不一，又回去當雜志主編。不過畫漫畫的好些朋友倒是一直不工作，好像畫漫畫這件事本身的開心程度，足夠抵抗其他了。

說起來，我倒覺得大概作家是最不適合自由職業的。我總是在想：即使我不做現在的工作，也不會成為自由職業者，反而會去做更加體力型的工作，說不定回家種田。目前對于寫作的理解，無法再像以前一樣輕松隨意，無法再想象它是一個光鮮自由愉快的行當，反而覺得它對人的壓榨與折磨，必須要通過不停地磨練肉體來承受。

每天早晨上班，這件事對我來說有著很重要的意義：它將我從床上喊起來，推我出門。事實上，我幾乎每本書都是在單位的破電腦上寫出來的。在報社的時候，我會趁著晚上等記者交稿的間隙寫。一旦回到家，即使對著那臺特意買來的蘋果筆記本，我倒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了。

“不上班”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選擇：意味著你有足夠的自由來選擇自己真正愿意從事的工作。同時這又意味著你必須全心全意，全力以赴。意味著你的時間被“真正的工作”所填滿。

我總覺得，大概充滿安全感的九○后才是能把“自由職業”這件事玩得最好的一代人。在他們眼里：“做喜歡的事情”，“不上班”，“掙錢”，“盡情享樂”……這些都應該是毫不遲疑地同時發生的。他們與金錢的關系又親密又簡單又順利。而且他們從事著的，很多都是非常適合自由職業的工作。比如貓力，旅行家，漂亮獨立，周游世界。現在她的照片掛在New Balance的店里。張曉晗，編劇，大長腿，快快樂樂的。還有攝影師、設計師、建筑師……但凡真正有才能的人，而這才能又跟社會的契合度較高，自由職業總是會更加開心一點吧。

屬于我們的黃金時代大概是已經過去了。這個世界屬于不再被不安全感綁架的九○后。但，不要恐慌。我一個同學當了十年的公務員，其中有五年都在想著要辭職。今年她終于真的辭職了，準備開一間自己的咖啡店。此時她兒子都上小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