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招聘熱季。在浩浩蕩蕩的求職大軍中,有的人信心十足,有的人倉促應戰,還有的人屢戰屢敗又屢敗屢戰。每個人都希望找到一份適合的工作,但也總有那么一些人,懷揣著單薄或者厚重的履歷表,流浪著走向下一個招聘單位。

因為學校的宿舍不足,甘子祥在北京讀書的時候就住二里莊小月河附近的求職公寓里。大學畢業后他順理成章地繼續在那里租了個床位安頓下來,開始了他的“北漂”生活。

畢業前幾個月,甘子祥找到一家公司開始實習。他本科學的專業是計算機,可要做的卻是銷售。按照他的說法,“理工科的男生,嘴笨,人也不夠靈巧”,剛去的時候,他甚至連打電話聯系客戶都不會,“不知道怎么開口”。每天上班,甘子祥就坐在那里,看著別人打電話,希望能“偷學點兒什么技巧”,但是半個月過去了,個性內向也沒有多少私人資源的他依然沒有能夠“出單”。

后來,他輾轉在幾家公司實習、工作,終于在一家私營貿易公司找到一份電腦維護的工作。每天,甘子祥都要坐一個半個小時的公交車才能到單位,很累卻很有規律?？臻e時間他會看一些貿易方面的專業書籍,“貿易這行還是很有發展空間的,我不想一輩子都做電腦維護”。

甘子祥說他希望能開一家自己的貿易公司,但是前一陣子他聽公司同事說,這行也賺不到太多錢了,于是又開始動搖,準備去大學同學所在的一家證券公司試試。

甘子祥家在安徽農村,他哥哥念完大學也在北京打拼。他們倆是村子里惟一一對大學生兄弟,現在又都留在北京工作,這一直是家人的驕傲。“我不想回去,也不能回去。如果回去了,我不僅找不到適合自己的工作,我們一家人的臉往哪里擱啊!”

武漢大學法學碩士鄧軍畢業后,也經歷了一段“求職流浪記”。

名校研究生畢業,文憑硬;本科和研究生階段總共學了6年法律,通過了司法考試,專業知識牢固;加上英語六級證書和駕照,豐富的履歷讓鄧軍選擇前往精英云集的深圳打拼。

2005年12月,鄧軍參加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公務員考試。其后一年里,他又連續參加了深圳市和湖南省4個機關單位的公務員考試,但都沒有通過筆試?；仡櫘敃r的情景,他總結說:“我從來沒有認真準備過公務員考試,只是我的同學都去考了,我也就跟著去了。”

“我該考的證都考了,又是名校碩士,當然有資格去最好的平臺鍛煉自己。”在考公務員的同時,鄧軍先后應聘了華潤置地、萬科等30多個知名公司的法律顧問職位。可競爭比他想像的還要激烈,一個公司兩三個職位,往往同時有幾百人在爭取。 他通過了幾家公司的筆試,但身高不足一米七的他,在面試第一輪就被刷了下來。這讓之前對自己期待甚高的他,產生了深深的挫敗感。

2006年8月,畢業一個月后,也就是他正準備回家鄉長沙的時候,他終于接到了一家大型律師事務所的試用通知。他重拾信心,希望自己能夠有一番作為。

作為見習律師,鄧軍每天要做的就是整理案宗,協助其他律師工作。有一天,事務所的首席律師讓他幫著起草一個起訴書,可他居然連這個最基本的文書都不會寫。他這才發現,將近6年的學習中,他總是忙于課程、考試和考證,沒有去任何單位實習過。“以往在學校我只注重理論學習,卻忽視了基本的實踐操作。”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鄧軍還暴露了自己不善言談、無法與當事人有效溝通等一系列問題,講求效率的老板沒有給他適應工作的緩沖時間,天天念叨他的“眼高手低”。

在深圳這個地方,試用期每月1500元的工資,大約只夠他負擔住宿費和車費。鄧軍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錢,每天只吃兩頓飯。另外,每天上下班的時間加在一起,要有3個小時花在路上,這讓他感到異常辛苦和疲憊。試用期未滿,鄧軍就選擇了離開。

兩年后的今天再回顧起當時的情形,鄧軍說自己最大的問題就是好高騖遠。“習慣了做讀圣賢書的學生,不懂得搞法律最重要的是與人打交道,而不是與課本打交道。所以當機會來了的時候我沒能抓住。”

和所有剛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2008年畢業的杜敏麗因為準備不足也備受求職的煎熬。

2007年秋冬招聘季火熱進行的時候,杜敏麗正在專心準備考家鄉旅游管理局的公務員。成績優秀、能力出眾的她根本沒有想到自己會失利。知道結果的時候已經是2008年春節之后了,身邊的同學大多有了歸宿,這讓她很焦慮。

按照預定的計劃,杜敏麗想優先選擇和自己的專業——新聞相關的工作,但是春節之后,招聘的媒體非常少,還有很多人競聘,她投出去的一大摞簡歷很少能得到什么反饋。

在這期間,陸續又有同學找到單位,她覺得留給自己的機會越來越少,甚至完全沒有了挑選的余地。因為急于把自己“嫁”出去,杜敏麗一邊等待筆試通知,一邊繼續在各種招聘會上狂投簡歷,還和朋友一起應聘了霸王、好易通、飛亞達等20多家企業。

杜敏麗之前一直把精力集中在公務員考試上。后來為了應聘媒體,對新聞業的招聘程序做了一些了解,還算熟悉。但忽然跑去企業面試,對相關的行業知識、市場行情以及企業運作缺乏足夠的準備,她在筆試環節就屢屢被刷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