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的我不像現在這般渾渾噩噩得過且過，而是志向高遠并懂得付諸努力。我的理想是當個揚名天下的作家。別的小朋友對老師布置的寫日記這樣的作業恐懼萬分，我卻異常積極。老師要求500字，我就寫夠1000字。我認為寫得越多，離作家就越近。小學我換過幾任語文老師，對我的作文，老們的評語驚人一致：“細心，善于觀察生活。”當時我認為這評語是表揚之意，所以樂得屁顛屁顛的。并更加“細心地觀察生活”并記錄生活。因此，我當時的日記極具當今賈樟柯電影的寫實風格。家里的貓少了根須、王二毛同學和人打架頭上長了個包、張阿姨罵張叔叔挨千刀后又和他摟摟抱抱、老師在課堂上放了個響屁等等諸如這些，都被我寫進了日記里。

　　現在看來，對我那洋洋灑灑、亂用成語、狗屁不通、錯字連篇的作文，老師們實在找不到其它優點，只好用那樣的評語，以保護我的積極性和自尊。就像對一個姑娘，她長相一般，又無過人之才，只好贊她一聲“可愛”。

　　等我一天天長大，理想也漸行漸遠。我沒有成為作家，只是個廣告公司的小文案，寫的東西甚至被小學畢業的客戶改來改去。不過，我曾有的遠大理想卻給我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我不僅像當年老師表揚的那樣“善于觀察”，甚至把它發揚光大成了個習慣。

　　比方說，在公車、地鐵上，我一般不會閉目養神，而是喜歡觀察車里的人。聽著某些人用手機通話，我能根據他們聲音的微妙變化猜出對方是他媽還是女友或是老板；看著某女的穿著打扮，我能估計她的大概職業并發現其臉上粉底的細微不勻。

　　又比方說，在電梯這樣狹小的空間里，我不敢失禮地直盯著人家，但依然能用眼角的余光發現一些問題。例如，每天幾乎和我同時下班的在18樓進電梯的一男一女，男的我聽人家叫他“董事長”，女的我聽人家叫她“蘇秘書”，董事長和秘書同進同出本是最正常不過的事，但我卻發現兩人間非同尋常的關系。因為我某次看見兩人進電梯時給了對方一個熾熱的眼神，董事長替秘書拿掉了一根附在衣上的頭發；某次聽到了董事長在接聽電話時說今天要加班不用等他回家吃飯，而他掛了電話后卻和蘇秘書商量呆會吃飯后看哪部電影。而且他接電話時我分明看到蘇秘書板起了臉，而之后又展顏微笑。

　　有時我會檢討一下，自己是不是太八卦。有時也會幻想，如果做個娛記，我應會很出色。因為我早看出周迅和李亞鵬在《海灘》時就有的貌合神離，看出那英剛懷上“高興”時的身形變化，看出楊采妮眼角間的皺紋和她身家敗落的聯系。也看出某裁判和球隊的積極配合，哦，打住，這不是娛記的工作范圍了。不過，誰又能說現今的足壇不是充滿了鬧劇的娛樂色彩呢？

　　不過，我也有失手的時候。一次在公司老板笑吟吟地問：“這文件是誰做的？”我察言觀色后判斷，老板是對文件非常滿意。所以我中氣十足地驕傲地回答：“是我！”結果，是換來一頓猛批，被責重做。我想，不應該因此而懷疑我的觀察力吧，這實在怪老板太會笑里藏刀，讓我等高手也捉摸不透。

職場貼士：《精粹》雜志的主編蘇珊·泰勒起草了大約40種復信格式，從退稿到答復捐贈請求，樣樣俱備。這些信都儲存在電腦中，可以隨時調出、復制，只要改動幾個關鍵的字詞就成了一份專門寫給某人的信件了。之后，泰勒常常會在信的結尾處加上一句親筆寫的問候語，以示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