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晶晶”與體育管理當局之間的沖突剛剛結束，天才少年丁俊暉成功了。一個明顯的反差是，沒有哪個政府機構試圖干預他的賽事安排，或者試圖瓜分他的獎金——當然，稅務局也許除外。

　　道理很簡單：丁從一開始就是獨立的，自由的，他走的是真正職業化的路。職業體育跟目前的專業體育完全是兩回事。律師、醫師、會計師等等，是最古老、也最典型的職業群體。Professionals在西方中世紀語境中的含義是，他們依靠某種知識、尤其是專業技能維持自己體面的生活，而不再依賴國王們的封賞。他們是自由人，他們的職業團體是自治的（行會），甚至國王的法律對他們都有所保留。

　　因此，職業化的首要條件是相對于國家的獨立。按照這樣的定義，中國有專業運動員，但沒有“職業”運動員。郎平不是，姚明不是，田亮也不是。小丁卻是真正的professionals。他從一開始就不靠國家，而是依靠自己的家庭。

　　這些正是職業人士獲得職業身份的通常做法：你不可能一邊指望國王掏錢讓你到倫敦四大律師公會研習法律，轉身你卻對國王說，你別管我的事。天下沒有這樣占了便宜又賣乖的事情。

　　這也正是當年的何智麗、最近的“亮晶晶”及去美國執教的郎平引發廣泛爭議的根源所在。這些運動員從一開始就是在傳統的“舉國體制”中成長并取得成功。你可以說，沒有你的天賦，政府投入再多錢，也不可能培養出奧運冠軍；政府卻可以辯駁：你再有天資，若無政府大量投入，你什么都不是。既然你身處舉國體制中，你甚至很難享有支配自己人身的自由。比如，要由教練安排你的成績，以確保全隊成果。

　　田亮事件的啟示就是：你不可能腳踩兩只船，同時占有兩種體制的便宜。運動員要想獲得支配自己的身體、利用自己的商業價值的自由，就得從一開始自己支配自己的身體、事業。這就是小丁的成長模式。

　　當然，為了讓小丁擁有自由身，小丁的家庭付出了巨大成本。對于普通家庭來說，這初始成本可能大得難以承受。很多人也正是以家庭無力承擔培養成本為由，支持目前的國家培養體制。不過，在個人與國家這兩極之外，其實，還有一個更為廣闊的中間地帶，那就是社會。體育事業“去國家化”之后的出路在于社會化，由社會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承擔支持體育事業、培養冠軍的成本。

　　小丁所展示的家庭作坊模式，也許僅僅適合于部分殷實人家，且僅適合于若干體育項目，比如網球、臺球、圍棋等。更多的孩子和項目，則需要家庭之外的社會來支持。這里仍然可分為兩種形態：一種贏利性模式，比如足球俱樂部，籃球俱樂部；另一種是非贏利性模式，比如，中學、大學、企業組織運動隊。少年兒童運動員的培養，恐怕主要依靠家庭。在其潛力被社會所發現后，再進入家庭之外的機構。

　　與國家化的運動員培養機制相比，這種家庭化、社會化的培養機制，在培養冠軍的效率方面未必更低，而同時，又能讓成功者享有自由之身。

　　從效率方面來看，有人計算過，根據目前的奧運戰略，獲得一塊金牌國家要投入幾千萬元，而小丁家恐怕不會投入這么多錢，他的成績卻未必遜色于奧運冠軍。更重要的是，社會化的體制能夠讓運動員享有自由。家庭當然要約束孩子，商業合同也會限制運動員的選擇，但這種限制完全不同于舉國體制下運動員所受到的強制性約束。大體說來，在社會化體制下的運動員，是自由的。這樣的制度，或許能夠培養出具有正常心靈的運動員，偶爾還會培養出具有偉大心靈的運動員。

　　舉國體制有自己的價值取向，它把運動員變成冠軍機器。置身此一制度環境下，運動員喪失了普通人的生活樂趣。其中那些成功者，不乏狹隘而不通人情世故，缺乏更廣闊的視野和價值關懷。

　　小丁的成功對舉國體制是一種“去魅”，也證明了社會化體育機制的可行性及可取性。對舉國體制的思考，可以讓政府的體育資源用于效益更廣泛的公眾體育，更可讓運動員獲得自由。這樣的自由，不管是對運動員、還是對整個體育事業，都是極端重要而珍貴的。

　　古人把體育運動看作是一件有助于培養道德和公民精神的事情，至少可以錘煉個人性情。今人未必能做到如此純潔，商業化有時是不可避免的，職業化往往被等同于商業化。但比起舉國體制，社會化體制的種種毛病應該是可以忍受的。

職場貼士：事業成功的人往往耐得住寂寞，在那些看似程式化的進程當中尋找到快樂，他們是善于自我控制的人，可以讓時間聽從自己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