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會學家喜歡探究東西方家庭觀念的區別，以下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歐洲各國家庭情況差別對比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借鑒。

　　前言

　　全球化快速發展的今天，歐洲各國在家庭現代化進程中有著許多相似的特征，如生育率降低，離婚率升高，家庭形態多元化，公共力量越來越多地介入家庭生活等等。實際上，除了以上這些共同現象外，由于各國的歷史文化、社會政策多種多樣，所以表現在家庭形態和家庭成員關系上，南北歐、東西歐，甚至如德、法這兩個毗鄰的國家之間都存在著顯著差異。

　　法國社會學家馬爾蒂娜·色加蘭( Martine Segalen) ，在其《家庭社會學》一書中指出，不同的地理環境、風俗習慣和歷史傳承使得“家庭”一詞在每種語言中的涵義均不相同。

　　可見，單從語義學的角度來考察，歐洲各國家庭間的差異便已有所體現。而今天，更多的研究機構和社會學者傾向于通過量化的手段進行差異比較。借鑒他們的調查結果和理論分析，我們歸納出能夠反映歐洲家庭現狀的五個方面，從此處入手，認識、比較其中的不同，且嘗試探求產生這些不同的社會及政策原因。

　　一、家庭結構比較

　　家庭結構通常從兩個方面來表現: 一是家庭規模，二是組成形式。

　　OECD 最新的統計報告將歐洲主要的家庭結構劃分為四大類: 單身家庭、丁克或者核心家庭( 包括非婚同居家庭) 、單親家庭、其他家庭( 如擴大、主干、聯合家庭等) 。觀察這種劃分方式便可發現，當今絕大多數的歐洲家庭有著成員少、關系簡單的特征。然而，無論是家庭規模，還是家庭組成形式，每個地區間又有很大差異。

　　首先，從家庭規模上來看，多數南歐國家平均每戶人口數基本在 2. 8 人以上，而北歐國家( 除瑞典之外) 僅介于 2. 1- 2. 2 人。有關調查報告顯示，以上四類家庭在所有普查對象中所占的比例各有不同: 北歐國家的單身家庭比例在 35%以上，西歐地區也在 30% 上下，而南歐，除了意大利接近25% 之外，其他國家都不超過 20% ; 丁克或者核心家庭的比例，以丹麥( 50. 9%) 、芬蘭( 49. 8%) 為代表的北歐和以愛沙尼亞( 46. 8%) 、拉脫維亞( 45. 6%) 為代表的部分東歐國家，都遠遠低于 OECD 所統計出的均值( 58%) ，而所有南歐國家不僅超過均值，還有甚者( 如葡萄牙) 其比例竟高達 69. 1%;單親家庭比例較高的國家主要集中在東歐，以拉脫維亞為最，五個家庭之中就有一個是單親家庭，而南歐、北歐和西歐的數值均位于 5%至 10%之間; 其他家庭類型的比例呈現兩極化，在荷蘭只有 0. 7%的家庭屬于擴大、主干或者聯合家庭( 非普查數據) ，在法、德、盧三國也不超過 3%，但在東歐的保加利亞和斯洛伐克，這類家庭竟占家庭總數的 20%左右。

　　再從家庭組成形式上看，各國也是同中存異。OECD 的數據表明，1970 年至 2009 年，歐洲的離婚率普遍上升，結婚率明顯下降。而最新的歐盟統計年鑒顯示，除愛爾蘭之外，離婚率最低的國家大都集中在南部，如意大利( 0. 9‰) 、希臘( 1. 2‰) ，以及鄰近意大利的斯洛文尼亞( 1. 1‰) 。但在多數的西歐和北歐國家，兩對夫婦中幾乎就有一對以離婚來結束共同生活。另外，在個人主義價值觀念的影響下，加之離婚程序的繁瑣，很多歐洲人開始以非婚同居、分地共生( liv-ing apart together) 等新的家庭組成形式來代替傳統婚姻。尤其在北歐，更多的年輕人( 34 歲以下) 傾向于非婚同居或者單身獨居的生活，而在東歐和南歐，與父母同住或者以合法婚姻的方式組織小家庭的青年仍占大多數。同時，兩個單親家庭形成的重組家庭也在西歐和北歐越發流行。以法國為例，十個家庭中就有一個是重組家庭，而在這些家庭中，大多數都以非婚同居的形式存在。

　　通過以上的數據對照，可以看出，北歐和西歐的家庭結構凸顯著自由獨立的風尚，家庭組織模式的多樣化也能夠受到社會的廣泛認可，但相對而言，他們的家庭成員關系往往較難長久維持，尤其關系到下一代的教育，就需要公共服務系統的補足。而南歐地中海國家，在長期傳統文化的影響下，其家庭結構同亞洲更為接近，提倡合乎規范的群體生活，不鼓勵個人主義風氣，對現代社會出現的一些新型家庭寬容度也較小。東歐的家庭結構最為復雜，有的類似保守的南歐，有的甚于開放的北歐，但由于福利制度的滯后，不少多子女家庭、單親家庭以及非婚生育子女得不到基本保障，所以那里的兒童和青少年教育問題最為突出。

　　二、女性“家庭———社會”雙重角色的和諧度比較

　　如今，女性地位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尺之一，而女性是否能夠自由地“沖出家庭，走向社會”則是這一標尺上關鍵的“刻度”。目前，學者們多用女性婚后產后就業率、男女家務勞動時間分配和兒童平均入托年齡等量化指標來衡量女性家庭和社會角色的和諧度。

　　一個平權的社會往往能夠讓多數已婚女性較輕松地協調“相夫教子”和“打拼事業”之間的關系。有研究表明，在瑞典，多數女性認為工作不會影響到自己操持家務和照顧孩子; 而不少德國婦女則感到家庭和事業只能“二選一”。跟其他西歐和北歐國家相比，也有更多的德國女性贊成“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這一調查結果與德國家庭主婦的數量遠高于英、法、芬、丹、瑞五國相符合。可見，德國社會在性別平等方面還需要改進。而一些南歐國家，在職媽媽的處境更為艱難，不少女性婚后和產后選擇離職。從 OECD 2008年的統計數據來看，以有兩個孩子的職業女性占女性總數的比例為參考，南歐的西班牙、希臘、意大利都是產后女性就業率最低的歐洲國家。另有一些在職女性，因為不愿意丟掉工作而選擇不育，導致勞動力再生產嚴重不足，其中生育率自70 年以來大幅下降的意大利便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不少學者指出，這一現象最應歸咎于公共育兒設施的缺失，以及不利于產后婦女再就業的稅收體系、用工制度和福利政策。

　　再看家庭內部，即男女家務勞動分工。有統計表明: 瑞典男性花在家務勞動上的時間占夫妻二人所花時間總和的40% ，基本實現了“男女共主內外”的平權關系; 但在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臘，女性仍是多數家務瑣事的“負責人”，丈夫們投入的時間只占全部家務所需時間的 20%。可見，這幾個南歐國家更像是日本、韓國等嚴守傳統性別規范的東方社會，已婚婦女的主要工作仍是圍繞著家庭內部，而在家庭之外的職業活動則得不到鼓勵。不少女性即便在婚前事業有成，在婚后和產后也會舍棄職場、脫離社會、返回家中。

　　此外，作為評價女性家庭勞務壓力和生活自由度的指標，公共保育服務系統的利用率也是經常使用的統計數據之一。2008 年有關 0 到 2 歲兒童入托率的調查顯示，大多數北歐和西歐國家，這一年齡段的兒童入托率都超過了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均值( 30%) 。其中以丹麥為最，65%的兒童在兩歲前就已成為公共育兒機構的服務對象，而他們的父母，尤其是母親，很早就可以從“尿布”和“奶瓶”中解放出來，回歸到原先的職業和社會生活中。相比之下，南歐和東歐國家，兒童入托率都低于均值，如捷克共和國只有 2. 2% 的孩子被送進公共保育機構。這說明，東南歐地區的家庭養育觀念較強，但同時也表現出其社會公共服務系統在分擔家庭育兒工作方面的能力較弱，從而使得母親們不得不接受“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

　　總體而言，在任何地區，不管是就業率還是收入，女性都處于弱勢，無法在社會上與男性競爭，因此只好選擇從屬于男性的“居家”生活。這種現象以及逐漸形成的性別角色認知是鮮有文化差異的。然而在北歐和一些西歐國家，由于政府大力推行有利于提高女性權益和收入的政策，不僅使社會資源在不同性別之間分配得更加公平，也帶來了家庭觀念和兩性關系上的改變。但在東歐和南歐，平權政策的缺失使“男尊女卑”的傳統性別等級制度依舊頑固。其結果不僅不能緩解男性的就業壓力，反而還造成生育率的大幅下降，致使新生勞動力短缺，妨礙經濟的持續增長。

　　三、育子與養老方式比較

　　一般說來，育子和養老是家庭的兩個重要功能。但如今，這兩種功能在一些歐洲國家早已弱化，“家庭內”的責任越來越多地由“家庭外”———即公共服務系統———來承擔。而在共同的趨勢下，南歐和北歐的發展情況又有區別。

　　以 2000 年奧利弗·加蘭( Olivier Galland) 的調查為例，在 22 歲到 25 歲的丹麥年輕人中，只有 15% 與父母同住，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這兩個南歐國家，同年齡段仍與長輩同住的青年則達 88%和 89%。相似的結果也出現在大衛·瑞何( David Reher) 的研究中。他在考察成年子女與父母居住的距離時發現，80%的英國青年會在 20 歲之前遠離父母居住，而在南歐地中海國家，只有不超過 30%的年輕人會選擇距父母較遠的區域生活。此外，令人驚異的是，在這些南歐國家中有 57%的成年子女還會在距父母居所 15 分鐘車程以內的地區安家。這對北歐人來講是不可思議的。

　　歐洲人的代際關系之所以有如此明顯的差異，多是源于各國不同的家庭觀念與福利制度。比如，一般而言，南歐人以“家庭至上”聞名，而北歐人則以獨立生活為榮; 南歐人傾向于家庭互助，北歐人更歡迎公共福利等等。此外，奧利弗·加蘭還特別強調，北歐的丹麥與南歐的意大利、西班牙，在針對青年的福利政策上有相當大的區別。相比之下，丹麥政府會以發放助學金等方式，向年滿 18 歲的年輕人提供非常優厚的學業資助，使得他們很早就能夠脫離對家庭的依賴，獨立走向社會。而在南歐，公共服務與社會福利體系起步較晚，作為傳統的保障手段，撫養和教育孩子的工作還只能由家庭來承擔。所以，在這些國家中，“啃老”也是普遍現象。

　　雖然，從福利體系的角度考察，北歐比南歐更具先進性，可是，在個人主義風氣的影響下，青少年過早的脫離家長管控，也使得酒精濫用和自殺行為在北歐青年中更為普遍。從OECD 對成員國青少年自殺率的排行榜上不難看出，雖然不少離婚率高、社會福利差的東歐國家遙遙領先，但在高福利的北歐國家( 除丹麥外) ，青少年自殺率也遠超均值; 相反的是，家庭關系緊密、家庭觀念傳統的所有南歐國家都排在最末幾位。盡管青少年的失范行為跟親情的疏遠是否相關還有待檢驗，但必須注意的是，很多歐洲學者僅以社會福利政策的完善性來片面地肯定北歐鼓勵青少年自立的教育理念，抨擊南歐傳統的家庭育子模式，這樣的觀點和立場值得商榷。

　　至于歐洲諸國的養老方式，不同社會的選擇也相去甚遠。隨著醫療和醫保制度的進步，歐洲人的壽命普遍增長，隨之而來，老齡社會問題也逐漸凸顯。與育子方式一樣，不同的歐洲國家在解決養老問題上所持有的態度也是大相徑庭，提出的方案更是多種多樣。其分歧主要在于由誰來負責照顧老年人的生活。

　　瑞何在同一研究中將英國與南歐地中海國家做了比較。

　　他指出，大多數南歐國家至今仍以家庭養老為主，而英國早在 17 世紀便率先頒布了公共養老法，主張以養老院代替家庭，實行社會養老。也有學者在比較北中南歐洲六國的退休和養老政策時提到: 丹麥、德國、荷蘭都有社會養老的傳統，其退休金的發放辦法以及各項醫保措施均有助于減少老年人對家庭的依賴，也有利于減輕子女的負擔; 在英國，養老同樣主要由公共服務機構來承擔，但不同于北歐的是，在長期自由市場價值觀念的影響下，養老政策的制定和管理體系的發展較為滯后，難以滿足老齡社會的需求; 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家庭養老是最為推崇的，老年人不能脫離家庭，家庭也不能棄老年人于不顧，這一點跟東方社會頗為相似。另外，凡·尼姆維根( Van Nimwegan) 和摩爾斯( Moors) 的實地調查也反映了南歐人與北歐人在對待家庭養老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他們的調查顯示，在南歐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臘，74%的老年人打算與子女共度晚年; 而在英國以及幾個北歐國家( 芬蘭、瑞典、挪威) 只有 25% 的受訪者有同樣的計劃。

　　由此可見，在南歐，家庭仍然是集教育、養老等眾多功能為一體的基本“保障單位”; 但在北歐諸國，這兩項重要功能都已從家庭中漸漸抽離，同時，又由于個人與社會能夠直接“對話”，所以原本家庭在二者之間起到的中介和緩沖作用也已大大減弱。

　　四、家庭觀念比較

　　家庭社會學家喜歡探究東西方家庭觀念的區別，實際上，不同地區的歐洲人對家庭的認識理解也存在很大差異。

　　據班杜里奇( Banturiki) 和杜赦納( Duchêne) 的考察，僅在如何界定“戶”這一概念方面，就有著截然相反的兩種邏輯: 一種以家庭成員全部可支配財產為計數單位( 如愛爾蘭、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 ; 另一種則以家庭整體居住空間為計數單位( 如北歐各國，以及法國、盧森堡等西歐國家) 。從這兩種界定方式便能發現，前者具有集體合作的含義，而后者卻帶著比較明顯的個人主義傾向。所以，法國社會學家朱力安·達蒙( Julien Damon) 在其研究報告中提到，北歐和西歐人的家庭觀念正在進入“后唯物主義”時代，原先以生產合作為目的的“利益共同體”逐漸由能夠表達個人意愿、體現個人自由的“獨立情感單位”所取代。

　　有學者將家庭觀念細化為婚姻觀念、夫妻關系、代際關系、育兒觀念等，并以此為出發點設計了一系列具體問題，在歐洲開展了大規模的問卷調查。其中針對婚姻制度與夫妻關系的統計表明: 三成以上的西歐人( 如英、法、比) 認為結婚是過時的，而只有一成的南歐人( 意、西、希) 贊同這一觀點;此外，大多數希臘人十分看重穩定長久的家庭關系，而持同樣意見的荷蘭人只有兩成。在代際關系和育兒觀念方面，南歐人普遍覺得子女應該孝敬父母，但僅有四成的瑞典人和三成的荷蘭人持有相同觀點; 還有接近八成的西班牙人將孩子視為家庭的中心，而與他們意見一致的北歐人只稍稍過半。

　　調查同時顯示，相比南歐和東歐居民，西歐和北歐人更加注重以個人感情和自由選擇為基礎的結合與生育方式，因此，他們在對待未婚同居、同性家庭、丁克家庭和非婚生育等社會現象時表現得更為寬容。南歐地區則更接近亞洲社會，人們的家庭觀念強，成員對家庭的責任感重，但個體自由度低，“個人服從于家庭，晚輩服從于長輩”更為常見，同時，一些為西歐和北歐國家廣泛接受的新型家庭在南歐社會卻不易被認可。

　　家庭觀念是文化沉淀的結果。由于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歷史積累，所以人們自然會對家庭產生不同的認識，由此表現在家庭結構和家庭關系上，差異就會變得更加具體。

　　但如今，很多學者并不贊同這樣的看法。他們認為，歐洲家庭之所以如此千差萬別，歐洲人的家庭觀念之所以迥異多變，其實是由不同的家庭政策造成的。

　　五、家庭政策比較

　　當今歐洲社會面臨著人口構成老齡化和家庭結構復雜化的種種挑戰。為了應對這些問題，各國政府紛紛在家庭政策上加快改革的步伐。簡單來說，這些政策主要涉及收入再分配、鼓勵生育和促進性別平等三個領域。雖然基本原則是相似的，但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其家庭政策的實施方式和側重也存在差異。

　　首先，從 2007 年歐盟各國針對家庭的公共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看: 北歐國家普遍超過 3%，而南歐各國均低于 1. 5%。可見，不同政府對家庭的財政支持和重視程度有著高低之別。其次，各國的政策實施方式也各有千秋。在與家庭扶助相關的財政支出占 GDP 較高的幾個國家中，英國、愛爾蘭傾向于采用以直接向家庭發放津貼為主，建設公共設施與提供公共服務為輔的辦法; 瑞典、丹麥，以及荷蘭更注重對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投入; 而法國、比利時、德國除了對這兩項措施均有較大的資金支持外，還以家庭減免稅政策作為第三種重要的家庭扶助手段。而在大多數的東南歐地區，國家對家庭提供的幫助遠遠不及西歐和北歐，尤其在育兒、養老、住房等領域的公共投入仍需加強。再次，從家庭政策實施的結果上來看，在丹麥和芬蘭這兩個北歐國家，得益于公平有效的資源再分配和科學全面的家庭救助政策，貧困兒童的數量明顯少于歐洲其他國家; 而在意大利、希臘，雖然其社會保障能力遠低于北歐和西歐，但因為保留著很強的家庭互助關系，所以貧困兒童的數量仍能得到有效控制; 相比之下，多數東歐國家，既缺乏穩定的家庭關系，公共設施服務建設又嚴重不足，所以貧困家庭的數量龐大，兒童的健康指標和受教育水平也都排在歐洲諸國的末尾。

　　現今，學者們已經不滿足于社會福利的發放金額和發放形式上的比較，而更多地關注整個福利體系的不同。丹麥社會學家艾斯品安德森( Esping - Andersen) 將歐洲福利國家劃分為三種模式: 以英國為代表的自由放任主義模式、以法德為代表的保守行會主義模式、和以北歐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模式。但這種分類法并不能反映出個人、家庭和國家間紛繁復雜的關系，也沒有提及南歐和東歐地區，因此英國學者琳達·亨特瑞( Linda Hentrais) 對此作了補足，從家庭與政策體系的關系出發，把福利模式劃分為“家庭弱化模式”( 如北歐國家以及法國、盧森堡、比利時) 、“局部家庭弱化模式”( 如英國、德國、奧地利) 、“家庭強化模式”( 如希臘、意大利、西班牙) 以及“家庭重組模式”( 如東歐國家) 。但無論怎樣概括總結，都無法涵蓋每個國家獨特的國情、不同的歷史階段，以及相應的家庭政策和社會保障體系。目前，雖然北歐和西歐的先進經驗值得學習，但南歐和東歐國家也都認識到照搬照抄無益于社會發展，反而還會給本來就已虧空的政府財政再添包袱，同時又會給傳統的家庭格局和親密的家庭關系帶來解體的危機。由此看來，福利體系如何確立，家庭政策如何制定是個復雜又具體的工程，有待于歐洲諸國繼續各自的探索之路。

　　近些年來，無論是在經濟、政治，還是文化領域，歐洲一體化的前進步伐都越發沉重，面臨的困難也越發突出。如何將多元變為統一，又怎樣在統一中保留多元，早已是各國學者、政客爭論的熱點話題。而作為經濟、政治、文化的載體，歐洲家庭該往何方變遷，家庭與社會的關系又該怎樣處理，使得歐洲人越發迷茫。本文旨在通過家庭現狀的差異比較，揭示歐洲一體化背后所隱藏的諸如地區發展不平衡和價值觀念沖突等深層次矛盾。在研究過程中，筆者還注意到，如今不少西歐和北歐的學者仍舊缺乏“求同存異”的心態，喜歡站在文化中心主義的立場上抨擊其他歐洲發展中地區的社會現象和社會政策。其結果便是強化了區域間的文化壁壘，阻礙了和諧包容的統一進程。

　　對中國而言，觀察、研究和比對歐洲各國家庭現狀，有利于從中學習經驗、吸取教訓。

　　首先，目前中國社會與歐洲各國一樣，都面對著生育率降低、人口老齡化、離婚率升高等嚴峻考驗。隨之而來，家庭結構也在往小型化和多元化方向發展。由于成員少、關系不穩定，這些現代小家庭逐漸已不能像傳統大家庭那樣滿足每個成員生活和情感上的需求，因此公共力量的介入非常必要。協助家庭來完成育子、養老等工作，不僅能夠緩解個人和家庭的壓力，還可以維持整個社會的穩定。北歐和一些東、南歐國家便是正反兩個例證。而與歐洲不同的是，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家庭小型化并不是一個長期、自然的變遷過程，與之配套的社會條件也遠未具備，所以家庭扶助政策的完善相比東、南歐國家更加緊迫。

　　其次，中國家庭成員關系的變化在歐洲諸國的家庭發展史中也都可以找到影子。在城市，代際關系和兩性關系更趨平等，但家庭的不穩定性同時增加。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會出現像北歐和西歐地區離婚率高、非婚生育率高、單親家庭多、非婚同居家庭多等現象。所以，在這一點上應該引起重視。一方面，觀念上要防止全盤西化，繼續提倡中國傳統的家庭責任感; 另一方面，行動上又要保護個人自由，可以參考北歐的福利政策，以個體為對象建設公共服務體系，防止因為家庭關系斷裂而產生的子女教育和老人贍養等問題。

　　在中國農村，家庭情況卻與工業革命時代的西歐和現在的一些東歐國家更加相仿。尤其在大批青壯年流入發達城市的地區，留守兒童家庭教育的缺失尤為突出。無論是過去的西歐還是今天的東歐，由人口流動造成的家庭關系弱化和社會秩序紊亂都足以引起中國的警惕。目前，住宿學校等公共服務機構的建設是我國政府投入的重點，但或許也可以同時借鑒一些西歐國家針對貧困家庭直接支付現金補助的措施。

　　這樣，很多低收入的父母便不必因生活所迫外出賺錢遠離子女，子女成長所需要的完整家庭環境也能夠得到保證，這對于后代的身心健康和地區的穩定發展意義重大。

　　最后，受到歷史、文化、經濟、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中國和整個歐洲一樣有著地區發展不平衡和多元文化并存的特點。所以在家庭政策的制定上，就需要避免“一刀切”的做法。在提高女性地位、降低貧困兒童數量等大方向的指引下，因地制宜，保留不同地區優良的文化傳統，尋找符合當地特色的家庭扶助辦法，這應是我國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一環。歐洲的教訓告訴我們，在用資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來調節經濟發展不均衡的同時，還要在觀念上尊重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在家庭組織、生活方式上的選擇，鼓勵先進文化的跨區域交流，達到“統一”與“多元”和諧發展的目標。